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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C发布VFCache闪存记忆体卡

2012-02-10T15:23:00.001-08:00

存储在线 12年02月07日【编译】译者：bill 责任编辑：王振导读：存储阵列的服务器闪存风暴造就了EMC的闪电计划。VFCache已经到来，将FAST(全自动存储分层)技术从阵列扩展到服务器。Project Thunder(雷声项目)就在后面，会带来EMC的服务器连接的闪存阵列。关键词：存储 EMC VFCache FAST技术DOSTOR存储在线 2月7日国际报道：存储阵列的服务器闪存风暴造就了EMC的闪电计划。VFCache已经到来，将FAST(全自动存储分层)技术从阵列扩展到服务器。Project Thunder(雷声项目)就在后面，会带来EMC的服务器连接的闪存阵列。这是EMC的重大宣布。我们来深入分析一下EMC的举动。如果EMC阵列中的数据遇到反复读取，FAST会将数据迁移到更高速的存储层，服务器应用程序就可以不用再从慢速磁盘中等待磁盘找到数据。EMC表示它的客户从2010年1月至今已经购买了1.3EB的FAST技术产品，而且该公司已经出货了超过24PB的闪存驱动器容量，比其他任何存储厂商都多。形势已经发生变化，仅仅在阵列中有闪存已经不再够用。Fusion-io通过构建服务器PCIe总线连接型闪存记忆体卡——承载10TB以上的NAND闪存——来解决I/O慢的问题，让应用程序在访问网络阵列时的延迟时间从毫秒级缩短到微妙级。这里带来的威胁是主数据可以从网络阵列迁移到直连式服务器闪存存储。EMC的反应是将阵列中的热数据放到来自思科、戴尔、惠普和IBM的VMware、Windows或RedHat Linux X86服务器中的VFCache(虚拟闪存高速缓存)固态驱动器。一旦高速缓存热好身并且载入热数据，这种方法下的随机读取性能可以媲美Fusion-io。VFCache是一个20到300GB的PCIe连接型闪存记忆体卡，据传使用一个美光SLC(单层单元)卡(我们认为可能是P320h)或LSI WarpDrive SLC闪存，而美光应该是主要供应商。(就在美光赢得了这次热门的贴牌合同后，美光首席执行官Steve Appleton在一次飞机失事中去世)P320h是一个快速闪存卡，可以达到75万次4K块读取IOPS(每秒输入输出)性能。EMC高速缓存提高了4KB-64KB块随机读取I/O速度，不过没有提高写入的I/O速度。VFCache不会高速缓存读取超过64KB大小的I/O。没有写入高速缓存。我们得知“在Oracle环境中的测试显示VFCache可以将吞吐率提高至多3倍，将延迟时间降低至多50%”。EMC声称“VFCache是目前最快的PCIe服务器闪存高速缓存解决方案”。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它比Fusion-io的服务器固态存储更快;Fusion-io不是VFCache这样的“高速缓存解决方案”。存储阵列和高速缓存的互操作性EMC表示VFCache可以同EMC的VMAX、VMAXe、VNX和VNXe阵列FAST协同工作。VFCache是否只能和EMC VMAX和VNX阵列协同工作?不是的。VFCache是无分存储的，将可以同所有4Gb/秒和8Gb/秒光纤通道连接的块存储协同工作。后端的块阵列不需要变动。我们得知，通过与EMC存储阵列中的FAST技术结合在一起协同工作，VFCache提供服务器和阵列中的协同的高速缓存。这是如何做到的?EMC 表示VFCache的高速缓存算法会将最频繁访问的数据放到高速缓存中去。OK，不过这不是阵列和服务器之间的协同高速缓存。这是VFCache在服务器中进行自己的高速缓存，无论阵列的高速缓存是怎么样的VFCache都会这么做。例如，EMC没有说阵列将不会把VFCache正在高速缓存中的数据予以高速缓存。VFCache和阵列FAST之间看起来没有任何主动的互动。EMC表示VFCache对存储、应用程序和用户来说是透明的。至于写入，VFCache驱动程序将数据写入到阵列LUN(逻辑单元号)，当写入完成后，写入数据被异步地写入到闪存高速缓存。看起来后端阵列完全没有参与VFCache的管理，它甚至不知道VFCache的存在。局限和未来在vMotion进行的时候，VFCache作为虚拟机的本地资源必须关闭并移除。如果VFCache在使用中并且vCenter Site Recovery Manager(vCenter站点恢复管理器)等工具在集群中使用VFCache并使用vMotion来均衡工作负荷，那么用户无法设置自动的ESX服务器故障复原。VFCache卡可以单独分出DAS(直连式存储)分区并用于服务器应用程序，不过载入这些分区的数据不会写入到后端阵列。这被称为分卡模式。这种模式只能用于临时数据，也就是那些不需要写入到后端阵列以实现数据保护的数据。EMC将会在今年底在VFCache中加入重复数据删除功能，提高它的有效容量。该公司没有说重复数据删除功能会在哪个地方运作，不过我们认为这个功能如果在卡本身上运行的话将不会给主机CPU带来过多负担。未来将会有更多的容量型号，VFCache将会更深入地整合到EMC的存储管理产品和FAST架构。EMC暗示EMC存储阵列将会更主动地与VFCache协同。VFCache和Fusion-ioEMC认为Fusion-io类型的服务器DAS方式不能在服务器崩溃的时候保护数据或提供数据共享。通过将服务器数据存储在后端阵列，数据可以通过快照、复制等方式得到保护，并可以用于其他服务器。管理上也更加方便。除非系统添加了这些数据保护和管理功能，否则服务器闪存很难得到主流使用。尤其是，EMC表示VFCache对服务器资源的负担要小于Fusion-io闪存存储，因为VFCache将闪存和负载均衡管理功能交给PCIe卡本身来进行，而Fusion-io产品中需要主机CPU来进行这些工作。EMC表示Fusion-io CPU开销要比VFCache高20%。产品开发和“雷声项目”EMC今年底将会在VFCache上添加重复数据删除技术，有效提高容量。很明显，EMC将会在卡上执行重复数据删除任务以避免给主机CPU增加负担。这是否会成为现实还有待观察。VFCache将有更大的容量型号，可能将超过300GB，并且将有不同的尺寸，在目前机架尺寸格式的基础上增加适用于刀片环境的尺寸。它将与EMC存储管理技术更好地整合，并与FAST架构进一步整合。这意味着VFCache和EMC的VMAX和VNX阵列FAST功能将有主动式的协同。我们将看到：- 增强的VMAX/VNX阵列整合 – 暗示有甚至更高的性能;- 针对主动-主动式集群环境的分布式缓存一致性;- VMAX和VNX管理整合;EMC同时还宣布了“雷声项目”，一个“低延迟、服务器连接型闪存设备，可扩展，可服务，可共享，用于提供数百万级的I/O性能和微妙级的延迟时间”。这暗示EMC将使用一个快速服务器设备互联方式，比如InfiniBand，也就是Oracle在Exadata系统中使用的连接方式，或某种形式的PCIe I/O虚拟化。它将“针对高频率、低延迟读取/写入工作负荷进行优化”，并将构建在VFCache的PCIe技术的基础上。实际上，它将提供一个由Fusion-io和Violin Memory产品提供的功能组合，提供直连式闪存的高速性和网络闪存记忆体阵列的共享性，笔者认为其他主流的存储、PCIe闪存存储、服务器/存储和闪存阵列厂商将被迫跟进，有利于InfiniBand或IOV高速服务器-存储互联技术的发展。存储闪存格局VFCache是ECM的一个法宝，一方面可以应对Fusion-io和其他PCIe闪存高速缓存供应商所带来的威胁和机遇，另一方面可以应对网络闪存阵列厂商(比如Violin Memory、WhipTail和Nimbus)以及初始公司(Pure Storage、SolidFire和XtremIO)的威胁。通过将SSD(固态驱动器)引进存储阵列，EMC成为第一家涉足服务器PCIe闪存市场的主流厂商。我们得知戴尔也在这个领域积极活动，同时我们预计惠普、IBM和NetApp也将跟进，也许富士通和HDS(日立数据系统)也将跟进。厂商们认识到磁盘驱动器延迟性不再被主数据访问所接受，而网络延迟也在变得越来越不可接受。虚拟化的、多槽、多核、多线程服务器需要的是比以太网和光纤通道网络磁盘驱动器阵列所能提供的更快的I/O。EMC看到了主流企业级数据中心I/O速度的需求，而闪存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

EMC或将扩展为数据中心架构公司

2012-02-10T15:14:00.001-08:00

存储在线 12年02月08日【编译】译者：bill 责任编辑：王振导读：这是个愿景：EMC是一家存储公司和信息公司，但是在未来十年，看起来它将成为一家数据中心架构公司。关键词：数据中心 EMC 存储DOSTOR存储在线 2月8日国际报道：这是个愿景：EMC是一家存储公司和信息公司，但是在未来十年，看起来它将成为一家数据中心架构公司。我的这个想法来自Pat Gelsinger对EMC Mark Twomey采访问题的两个回答。第一个回答是针对这个问题：“EMC现在有VMware、来自BRS的备份与恢复的市场领导者地位以及Greenplum的分析解决方案，那么EMC是否仍然是一家存储公司?”这里是回答：“展望未来，EMC希望成为我们行业中最具有颠覆性的数据中心架构公司。虽然如今存储是我们的中心业务，但是我们刚刚发布了一款配置VFCache的新存储产品和配置Thunder的另一个产品，增强的虚拟化、安全性、管理和分析功能将帮助我们进一步扩展我们在数据中心中的足迹。”记住这个回答，然后看看他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对你来说，竞争性领域看起来有何变化?”“从某些方面来看，和平常没有什么变化。NetApp、日立、戴尔、惠普等公司。不过我们确实看到有两个地方正在浮现存储上的威胁。一个是华为，另一个是闪存初始公司。我们已经在观察它们。除了这些，我们还看到，要想成为数据中心市场的领导者，我们未来必须同更大更广泛的IT厂商竞争。”华为和闪存对EMC来说是存储业务的新威胁。华为是一家资金雄厚的公司和决心坚定的中国存储供应商，刚刚收购了华为-赛门铁克;在电信设备市场，华为就是中国版本的思科，而思科也在担心华为。光纤通道驱动器阵列“猛犸”们面临极度深寒对EMC来说，华为这个竞争对手就像惠普一样，这家公司也有服务器、存储和网络技术，同时可以整合它们并发挥合力。闪存将成为存储主数据的方式，比起其他主流的存储技术，闪存将数据传给服务器的速度更快。我相信EMC认为闪存将成为服务器中的存储记忆体，并可能成为服务器厂商的主打卖点。这里，软件将成为关键技术，最好是能够绕过主机操作系统基于磁盘的I/O子系统——看起来这里是一个很大的延迟发生因素——让应用程序将DRAM(动态随机存取记忆体)中的数据读取和写入到存储记忆体(闪存)的数据封装器。原子写入(Atomic writes)Wikibon咨询的两篇关于原子写入的文章与Fusion-io的Auto-Commit Memory(自动提交记忆体)印证了我的这个想法。从这个想法出发，一个自然的结论便是长期以来主数据——包括块和文件——存储在网络驱动器阵列的这种主导方式将步入终结。磁盘驱动器阵列将主要承担容量功能，保护数据和给闪存喂数据。光纤通道驱动器阵列巨头将步入极度沈涵，主数据将同放在服务器上，而服务器的应用程序将处理并生成数据。还需要更多的进步。原子写入可以绕过操作系统I/O子系统，它的操作发生在服务器DRAM应用程序和直连式服务器记忆体数据域(换句话说是DAS闪存)之间。我们希望连接到服务器的闪存阵列通过InfiniBand或某种形式的PCIe IO虚拟化实现共享。在这种情况下，网络闪存阵列可以形成服务器全部或部分的存储记忆体，而且由于延迟时间足够低，服务器应用程序的原子写入可以发生在共享的闪存存储记忆体上而不仅仅是在直连式存储记忆体上。现在就看哪家供应商可以提供服务器之间的可共享记忆体阵列——这样子vMotion和其他虚拟机管理器的类似功能就可以轻松实现了——并成功将存储记忆体同后端磁盘驱动器阵列挂钩以实现数据保护和广域网数据共享。做到这一点的供应商将会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VMAXalytics和VMAXalogic回到Gelsinger的回复。首先是这个：“要想成为数据中心市场的领导者，我们未来将必须同更大更广泛的IT厂商竞争”——意味着服务器系统厂商，比如Oracle。其次：“EMC希望成为我们行业中最具有颠覆性的数据中心架构公司…..增强的虚拟化、安全性、管理和分析功能帮助我们进一步扩展我们在数据中心中的足迹。”除非EMC开发自己的整合堆栈产品，否则EMC无法和Oracle这样的公司以及惠普这样的积极开发整合堆栈的服务器系统公司竞争——更不用说和华为竞争。当然，EMC早已经在VCE上这么做了。VCE实际上是EMC和思科之间的合作，因为EMC拥有VMware 80%的股份。现在让我们将EMC现在的和未来的解决方案放在一起思考。思科可以提供网络技术和服务器，EMC可以提供共享式PCIe速度的闪存阵列(“雷声项目”)。VMware可以在大规模配置闪存的Vblock中提供原子写入功能，让VMAX、VNX或Isilon真累用于大规模块和向外扩展文件和大数据存储。Oracle的战略师不得不意识到VCE将提出VMAXalytics或VMAXalogic类型的融合堆栈设备来同Oracle自己的Exalytics和Exalogic系统竞争。Oracle战略师不得不假设VCE将推出VMAXalytics或VMAXalogic类型的融合堆栈设备。EMC现在的所作所为就是用存储为跳板，力争取得和惠普、IBM和Oracle一样的数据中心供应商地位。对于其他存储供应商来说这意味着什么?战略师和首席技术官(CTO)们将担心这会给数据中心市场格局带来地震性的影响，而独立存储供应商的历史也将步入终结。独立存储供应商要么深入融合堆栈平台业务，要么就和以前的猛犸一样消失。客户将会把存储当作系统(就好像一辆汽车)的一部分来进行购买，而不是作为自己选择的整合的组件。当然，他们可能会租赁这个系统——比如云数据中心，就好像在Hertz和Avis那里租一辆车——不过这并不改变基本事实。另一些CTO和战略师们将会说：“这不可能。数据中心又不像一辆车。企业客户始终都在寻找在总拥有成本、性能或管理性上表现最好的产品。”是不是会这样?如果一个大规模采用闪存的Exalogic/Exalytics/数据库设备是最好的，能更好地利用它的组件软件、服务器和存储资源，做得比任何组装起来的、企业自己或甚至FlexPod联盟组装的堆栈都更好的话会怎么样?我们现在是不知道，也不能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如果大规模采用闪存并拥有原子写入功能的服务器在虚拟机运行速度上比目前的服务器快10倍并且价格是可接受的，那么客户将会购买这种服务器。这样的情况又会推动终结目前主数据存储在驱动器阵列上的方式。因此，存储供应商们，你是和EMC这样的富闪存服务器阵营拼一把，还是坐等出局?小心点——你是在把公司的命运作为赌注。

BIG MONEY, BIG DEALS

2012-02-07T19:50:00.001-08:00

BIG MONEY, BIG DEALS - Tuesday, February 7thHoward Buffett: Farming and FinanceLegendary investor Warren Buffett and his son Howard talk about their lives and vision for Berkshire Hathaway’s future.The Speed Traders“High-frequency trading” is a controversial Wall Street stock trading technique in which programmed robot computers buy and sell thousands of different securities in less than a second.The Big GambleA report on the proliferation of gambling casinos to 38 states, and their main attraction, the slot machine -- the new versions of which can be, according to some experts and users, highly addictive.

李承鹏：民主就是有权出演眼前戏

2012-01-29T10:08:00.001-08:00

我小时候有个特别急迫的理想就是游过去解放台湾，由于在新疆，同伴们常为找不到游泳池苦练潜水本领而抱憾。长大后看到台湾议员那些令人鄙视的扔鞋子画面，就稍微放心一些，觉得这么差的素质，不需我去解放它就会自行垮掉。再长大一些，发现低素质的它并没垮掉，高素质的大陆同胞却去观光了，还常被抓到乱扔烟头随便插队。而今天，它正进行嘉年华一样的选举。就在我们这儿争论民主是否要缓行、选举是否会大乱、低素质民众是否配享受民主这些超低级问题时，台湾却从1996年走到了2012年。16年，靠，杨过都等到绝情谷底的小龙女了……还有一奇观，每当大陆游客在台湾乱扔乱插被罚款，就会引发大陆人和台湾人谁素质高的口水，当然我们的结论一定是：大陆人民素质高。并举出台商酗酒嫖娼包二奶等低素质。可是每当有人提出大陆该真正举办一次区县人大代表选举时，就会有人跳出来说：不得了呀，大陆人素质很低的呀。你到底要说大陆人民素质低还是素质高。我觉得大陆人民素质挺高的，我们接受周杰伦、林志玲、蔡康永，豆瓣小资争看《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影评比导演写得还要深刻，满大街都用着郭台铭厂子里组装的苹果……我们能接受台湾的一切，除了选票，这个世界上存在一群只跟电器配套不跟民主搭线的种类？你当大陆人民是胎生的二极管还是集成电路。所以素质论是个伪论，有人拿三里屯发行苹果新款差点打架来证明大陆人素质低，可你不让他秩序井然去投票，他当然为个4S打架。台湾在96以前的素质你看看龙应台的书就知道了，一样的满地撒尿牛丸。问个资深点的台佬，也会告诉你，过去百货发行优惠券，台北市民一样会为排队打架的。民主当然不一定能带来高素质，那是另一种扯淡，民主的南非也有持枪抢劫。但是，民主是不让低素质成为一个社会的通行证。过去南非当街屠杀警察也不管，现在不是这样了。想必有朋友正在为这遥远的例子找反驳，那我告诉你一个很近的活案。郭台铭的富士康在大陆跳下来多少人，可这在台湾不会发生，别说十一连跳，三连跳后家属就抬棺上街游行，找政府麻烦，政府不找郭台铭麻烦，法院就会找政府麻烦，法院不找政府麻烦，议员就找法院麻烦……大陆学者于建嵘曾好奇地问：要是议员不找法院麻烦呢。那个被他问及的民众不可思议地白了他一眼：你这人怎么这样多怪问题，这里是选举制，议员不找法院麻烦，成千上万民众就要找议员麻烦，议员为了下次再当选，他一定找法院麻烦。可见没有好的郭台铭或坏的郭台铭，只有好环境和坏环境下的郭台铭。那里的郭台铭有无数人找麻烦，这儿的郭台铭，政府亮着远光灯帮他开道护航……远光灯问题，其实在这里。有人一定会说，我也知道选举制更公平，可是一选举，多乱呀。是的，别人是乱哄哄选举，太太平平生活；我们是太太平平开会，乱哄哄生活。肯定又有朋友举例，你看陈水扁多贪，总统都敢这么贪，可见民主不见得是个好东西。可是我想尝试另一个句式，看，那儿连总统贪了都敢抓出来，祭个母都得严格审批，这儿连个局长的财产都不敢公示，监狱里伙食还享受正局级，可见民主是个最不坏的东西。上面一些话本要写在民主系列文章的《民主就是不万能》里，我觉得万能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东西，往往是可疑的（例子自己举）。素质低和要乱套，都是自己吓唬自己，是借口——走大街上，你要是对谁说：你素质真低。他很可能上来抽你；你劝他搞民主，他却一脸真诚承认：算了，我素质真低。你要是在网上写条微博，要大乱了。一会儿就有警察找你。可是谈起选举，你说一选就天下大乱。居委会大妈都会表扬你成熟了。至于时机问题，我觉得跟永远摸石头而不过河是同一个问题。有朋友很现实主义地解释：我现在不能将军，就选择拱卒。可我觉得这不是拱卒，是自己在别自己的马腿。民主又不是搞起义，约定凌晨零时一起动手，没那么肃杀，也不必等两三年后，民主就是当下践行，甚至你可以把它成一种必须的娱乐话题。台湾选举给这儿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这几天微博上的台湾艺人普遍热心关注选举，林青霞、黑人建洲坐着红眼航班享受自己的权利，凤凰主播竹幼婷发博“回去首件事，投票”，王力宏、大S都在微博上点评一还是二的声线好，谁出专辑空间会更好。要知道，在世界范围内，这都是显示大牌艺人气质的好时机，并不是组织上侦察你是否有二心的坏时机，也不是代言多少化妆品可以替代的；可这边的演员娱乐精神不够好，还把那边当敌占区，那点小心思不是琢磨着怎么上春晚，就是假装微博里转发着一分钟转运佛。其实你自己才是自己最大一尊转运佛。所以金陵十三钗永远得不了奥斯卡奖。另外，参选的那几位可都是当今华语地区最好的演员，为什么不观摩一下政客心机和演技，否则，你永远只能演女地下党员，演不了昂山素季。民主离你并不远，就是你的眼前戏，只看你愿不愿意入戏。其实我没把民主当政治而是当戏来看的，那些阿公打麻将时手都发抖了，还坚持写下自己名字，还有个可能投了绿营的阿婆经过马英九时眼神流露出淡然，多有镜头感。更好的例子：马英九夫人周美青，拜票招牌动作是九十度鞠躬加握手，到后来全身哪都不突出只剩椎间盘突出，可还是坚持。那天来到菜市场，伸出手想握一个糙哥，哥却不屑地说“你凭什么握我的手，我的手那么高贵，我不跟你握”，扭头离去，周美青仍满脸笑容，九十度深深鞠下去。差不多同一时间，我们这儿的铁道部官员来到售票大厅，面对数千买不到票的群众爽朗地问：你们的票都买到了吧。群众干瘪地笑且鼓掌。我觉得周美青握手遭拒和铁道部长爽朗问候。其实都是在演戏，可是这戏和那戏，在演技上还是有高下的，更重要的，那边的戏，所有人都有权成为演员，有权决定这出戏，可以临时改剧本、骂导演，视自己才是万千人中真正的主演；这边的戏，售票大厅数千群众跟售票栏杆一样，不过是麻木的道具，修炼到最后，不过跟60年不变的肉体投票机申纪兰老太太一样，成为一具具呆若木鸡围观的传奇。或如网友调侃，台湾同胞自豪地宣称他早上投票晚上就知道结果，大陆同志更自豪地断言，我明早投票，今晚就知道谁会当选。这种自豪真没出息，怪不得这里流行穿越剧。民主并不高尚，民主就是有权亲自演戏，而不是充当道具。我即时看着票数依次上涨，政治不正确中竟有一股正确的爱国热情，不知大家有没有这样一种很临床的代入感……总之，台湾选举是我看过最好玩的台剧，那儿一千八百万主演，无论选择对错都全力出演；这边十三亿人，却装了好久正确的道具。我谈的是一个华语戏剧史上最多主演的娱乐话题——民主就是有权出演眼前戏。2012-01-14华夏快递http://my.cnd.org/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31293

慕容雪村：《与高衙内通信》

2012-01-29T09:36:00.000-08:00

衙内足下钧鉴：　　你来信说2011年的中国难以理解，我也有同样的困惑。从表面上看，2011年的中国与你的中国有巨大差异，但深究到某些细节，你会发现，2011年的中国依然还是你的中国。　　在你的时代，当个衙内很幸福，可以在大街上随便纠缠姑娘，可以四处饮酒作乐，花销全签在你爹的账上，你喜欢林冲娘子，就把她丈夫送去劳改，这事有点过分，你自己也承认，但自千年后观之，这一切似乎也可以理解，你是一个荷尔蒙充沛的年轻人，春夜寂寞难耐，手里又没有车模和女明星的照片，有火无处发，其憋得何如啊。你爱上了有夫之妇，却不知该怎样当一个成功的小三，你的时代也不允许自由恋爱，姑娘们捂得那个严实如同阿拉伯人，看不到玉腿，也看不到事业线，其郁闷何及啊。高雅如你，一定也不喜欢去天上人间找李师师，于是脑门一热稀里糊涂就动用了你爹的权力。哦，忘了说了，上文中的“天上人间”其实就是你们的“教坊”，只不过装修更豪华、设施更完备，姑娘们个个都比林冲娘子漂亮，而且她们每天都洗澡，据说还会许多绝活儿，制服诱惑、冰火九重天之类，这些词我就不解释了，主要是怕你悲伤逆流成河。　　但我还是要说，你out了，用2011年的标准，你简直不像个衙内，你不当少将，不当督抚，不开公司，不炒地皮，连宝马都没一辆，有时甚至还要挨打，当衙内当得如此悲摧，你呀你真是一朵奇葩。这种种迹象都表明，你确实不是高太尉亲生的，他当着那么大的干部，儿子泡个妞还这么艰难，妈逼的这还是不是老赵家的天下？太尉太尉，太个球的尉。你曾经那么拉风，可在2011年，新出的李衙内、王衙内个个比你拉风，人家街头横行，人家功成名就，人家你看看人家，再看看自己，是不是该加强政治学习了？　　你说想到2011年来体验一下现代生活，我必须提醒你，来时千万别坐动车，如果实在要坐，那就挑个不打雷的日子，这一年的雷公在党性和人性之间失去了自我，专打不靠谱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雷，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如果你要住店，千万别住太便宜的，否则会被当成上访人员，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上访人员”，那就想想牛二和李逵。你很可能来不及换衣服，要是有人问你“在拍什么电影”，你就说在拍《龙门飞甲》的第三集，《龙门飞饼》。2011年很热闹，但也很阴险，要是有人走过来说你中了大奖，你就说“去你妈的”；要是有人打着十字旗找你募捐，你就说“滚你妈的”；要是有人问你知不知道什么是连锁销售和资本运作，你就说“操你妈的”；要是有人说你既有选举权又有被选举权，你就把上面三句话连起来说一遍，要是有人因此要抓你，你就这样辩解：刚才那话是临时工说的。　　如果你去山东，不管天气阴晴，请戴上墨镜；如果你去甘肃，经过那条土路，请替我点一盏灯；如果你到了北京，会看到一栋裤衩似的建筑，别忘了掀开口罩朝它吐口唾沫；如果你有幸降落在朝鲜，一定要先学会怎么装哭，哭不出来干嚎也行，最好能带上几斤辣椒，危机时刻可以拿来擦眼，重庆辣椒最好，那地方唱了整整一年的红歌，把青椒都唱红了。要是你一不留神到了大洋彼岸，你有福了，你们衙内们都在那水深火热的人间地狱为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奋勇花钱呢，你比他们更有资格从事这光荣而艰巨的事业，不过最好先去西太平洋大学买张文凭。　　来到2011年，你一定会喜欢那个叫“电视”的东西，那上面有一些话你能听懂，另外一些你听不懂，听不懂就对了。看电视的时候可以吃爆米花，但千万别喝牛奶，我是说任何一种牛奶，因为2011年的牛都是道德沦丧的牛，世风日下，牛心不古啊。2011年的菜比宋朝好吃，但最好别放油，因为黑心骗子往油里掺加了太多中国国情，你们宋朝土鳖不一定喝得惯。2011年还有一种叫“网络”的东西，如果你想发言，请按照有关部门的有关法律登记真名，如果你不记得自己叫什么，那就这么写：我爸是高俅，我家住在东京汴梁五岳山小区四期101号B1，欢迎投资，谢绝跨省。　　你来到2011年，会有许多生意人拉你入股，记住别跟他们客气，他们看中的不是你本人，而是你爹手中的权力，这玩意儿本是用来为人民服务的，对吧，怎么能拿来做交易？不管开价五百万还是五千万，理都别理，少于两个亿甭跟丫废话。姑娘们也会排着队等你临幸，记住一定要找个没上过征婚节目的；如果都上过征婚节目，那就找个没整过容的；如果都整过容，那就找个有内涵、懂黑格尔哲学的；如果都有内涵，都懂黑格尔哲学，那就找个胸脯大的，但无论如何都不能找那个开玛莎拉蒂的，她自己的麻烦已经够多了。　　如果你爹的权力不再有效，你的现代生活将无比艰难，我不知道你有多少银子，但肯定不够买一套房子的。你可能需要一份工作，但我真不知道你能干什么，进公司吧，你没那个学历，扛麻袋吧，你没那个体力，最好的办法就是上网回帖，这事不需学历，不需体力，甚至不需要智力，发一条赚五毛，舒坦，省心，酷。如果连这都干不了，那就只能去当作家了，拿个碗坐在天桥上，说这个世界不符合你的梦想，希望好心人施舍你一张回宋朝的车票。干这活儿容易招狗咬，被咬之后请注意风度，千万不能与之对咬，否则动物保护主义者会说你没有人性。　　这生涯看起来不怎么诗意，希望你不要因此而沮丧，因为在2011年，有千千万万人正过着同样艰难的生活，他们在工地上，在山野间，他们流汗，他们流泪，他们躲猫猫，他们俯卧撑，他们打酱油，他们把汽油浇在身上，把自己烧成一辆铲车。这千千万万种艰难和天价茅台、奢华吊灯构成一副色彩斑斓的长卷，而这就是真正的中国，真正的2011，也是你一直向往的“现代生活”。在这真实的人间，生活不总是幸福，世界也不像想象中那么美好，但还是有许多温暖之物正在散发光辉。在这一年行将结束的时候，人们说，世界即将毁灭，天才和恶魔都已上船，但我还是希望末日能够晚几年再来，因为人类还有希望，文明还有希望，中国还有希望。　　我的朋友，愿你的2011幸福美满，愿你的2012也同样幸福，同样美满。此时天地冰封，许多不搞，有人悲观失望，有人忧伤叹息，但请相信，当我们捱过最冷的日子，春花就会在人间次第绽放。如果你觉得斯世没什么可以相信，那就相信人心未冷，如果你觉得斯世没什么值得关心，那就关心自己、关心明天。这是微妙而艰难的时刻，但我们正在一点点变好。　　后学慕容雪村谨启　　又及：听说陶渊明也要来，请转告他：桃花源景区的旅游纪念品不能买，全是假货；他最爱的南山已经被拆迁队刨平了，听说要盖豪华别墅。还有，到了2011，一定不能说自己喜欢菊花，否则会被当成变态。2012年1月11日日期 12-01-12 专题: 华夏快递文章的URL: http://my.cnd.org/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31256

两岸距离多远?

2012-01-16T22:11:00.000-08:00

两岸的距离有多远（2012-01-16）● 韩咏红　　“大陆跟台湾的差距，何止十万八千里啊。”　　台湾总统大选计票进行到傍晚时，一个北京朋友发来电邮如此写道。　　我并不知道他也在关注台湾，刚回邮想问，他的电邮又来了，附上充满羡慕语气的落款：“——活到39岁还没尝过选举滋味的人上。”　　1月14日大选——这个决定台湾未来四年政治版图的日子，前晚也牵动对岸许多大陆人的视线。他们通过互联网或者香港卫星电视频道，实时跟踪计票结果；一面看新闻，一面欣赏候选人倾注激情与智慧，站在群众大会上喊话的场景，想象一人一票决定国家领导人的庄严感，又为能台海和平共荣的前景振奋。　　思潮澎湃的大陆网民，有的留言恭贺小马哥，马英九的获胜感言被评为“赢得有风度”，蔡英文辞去民进党主席的宣示更是感动了一票人，感叹她输得有气节；另有人以照片怀念让台湾解严的前总统蒋经国。　　一名网民写下热情洋溢的博文《今夜，我们都是台湾人！》，高呼：“在我眼中，那边的中国人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做了我们做了几千年都做不來的事情，做了让我们后悔当年同胞兵戎相见的事情。”　　祥和的投票过程，拒绝贪腐的理念、愿赌服输的精神——在微博上看了半天，我发现让大陆网民激动的不只是民主的形式，而是台湾大选体现的文明水平。没有族群操弄、没有两颗子弹，台湾民主的发展似乎又迈进一步，它表率地说明了民主道路虽然曲折坎坷，需要付学费，但是在经过历练后，有尊严又有激烈竞争的选举，在华人社会里完全可能。

Hot IT Leadership Jobs

2011-12-20T06:17:00.000-08:00

1. Head of Technology Infrastructure. Whether this is a manager, director or VP-level role depends on the size of the company that is seeking it. The bottom line: IT organizations are hiring heads of IT infrastructure because many of the Baby Boomers who've held those roles are retiring and because so many of today's technology trends (cloud, virtualization, consumerization of IT and mobility) are infrastructure and hardware-related, says Heller. Adds Greg Ambrose, managing director of Catalyst Search Group: Companies are seeking IT leaders who have experience moving elements of the IT infrastructure to the cloud.2. Director of Outsourced Services or Vendor Management. As companies "outsource" more functions to traditional IT services providers, SaaS companies and cloud services providers, they're increasingly looking for an individual who can manage all of these relationships&mdsash;a director of outsourced services. Some companies will seek a director of vendor management who oversees all vendor partnerships, not just with IT services providers. IT vendor managers who have experience with cloud computing will again be in demand as cloud computing presents new licensing agreements, contracts, terms, security and service-level agreements that are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IT outsourcing, says Heller.3. Manager/Head of Unified Communications. Heller says CIOs are starting to look for IT managers who can set a strategy for unified communications and break down the barriers between different devices, email servers, networks and telephony tools inside their organizations.Similar to this Article6 Hot IT Jobs That Will Pay Well in 2012The Tech Jobs Hiring Boom is RealNew Year, New Job? Ten Companies That Are Hiring4. Manager of Master Data Management/Director of Data Architecture. These are two different roles, but their ultimate goals are the same: to help companies get a handle on big data by establishing and implementing data integration and management strategies. The director of data architecture may also be charged with creating the technical architecture that will support the company's data management strategies.5. Managers/Directors in Charge of Mobility. With the proliferation of mobile devices inside enterprises and among consumers, companies are looking for IT managers who can address the challenges and business opportunities that mobile computing presents.On the infrastructure side, they need IT managers and directors who can set usage policies for the company and maintain and secure the infrastructure needed to support those devices, along with the devices themselves. On the applications side, employers need people to determine which enterprise and/or customer-facing applications should be adapted or developed specifically for mobile devices.6. Business Relationship Managers. For several years, CIOs have sought business relationship managers who report into the IT organization, but who work for specific business units or functions inside the company to ensure they have the IT resources they need, says Heller."What's different today is the rate at which companies need these people," she adds. "Because of cloud and consumerization, in some companies the business can work directly with the service provider and get an app for their business without even talking to the CIO. CIOs need business relationship managers to maintain some degree of control and understanding of everything that's happening across the business."Another difference between today's business relationship managers vs. yesteryears: Some CIOs are hiring them directly from the lines of business, rather than appointing someone from IT to serve as, say, the business relationship manager for the finance department, says Heller.

为梦搬家

2011-12-19T08:55:00.000-08:00

我家住过的房子浪花朵朵 2011-12-17 女儿一天到晚让我给她讲我小时候的故事。我搜肠刮肚实在没什么好讲的啦，所以就跟她说起了我们家住过的房子。我们结婚时，单位分房结束了，老公研究生刚毕业，他虽然家住本市，但家里住得业挺紧巴的，所以我们只好租房子结婚，朋友亲戚都帮我们介绍房子。租的第一个房子是别人家院子里的一间南屋，我们把房租交了，老公、爸爸和姐夫一连去收拾了三天，还没搬进去，同学的姨妈又给我们介绍了另一个更大更便宜的房子，所以我们就白白地赔了人家一个月的房租，搬到了另一个房子里去--这算是我们住的第一个房子：城乡结合处的一处民房：房子只有一间半，没有暖气，没有厕所，没有室内的自来水，离公共汽车站很远。但我们还是很喜欢，石头同学（我老公）很能干：把水泥地油成了紫红色，我们买了新家具，电视和音响，还买了一些过日子的东西，公公婆婆又送给了我们一些锅碗瓢盆，我们俩开始一本正经地过起日子来。刚结婚时天还很冷，晚上回家还要生炉子，有些时候，早晨脸盆里的水都结了冰。我们俩都骑自行车上班，我每天要爬一个很大的坡，大约20 分钟就能骑到学校，而石头上班要骑一个多小时。这种条件在当时我们并不觉得有什么苦。可仅仅住了半年，房东就要卖掉房子，我们买不起，人家很快2万7块钱卖给了别人，然后就催着我们搬家。我们只好另找房子。当时，我怀孕了，我们俩到处看房子，房子不是太偏远就是房租太贵，所以迟迟租不到房子，而这边的房东已经下了最后通牒了，我们就只好搬到了石头姐夫的亲戚的一个房子里，同另一家人住团结户（套二的房子两家住）：房子在七层楼的顶楼，紧靠交通繁忙的立交桥，我们是快夏天的时候搬进去的，每天汽车拖拉机日夜不停地的鸣笛和刹车声吵得人睡不着觉。我们住的房间只有9平方米，还放着人家的一张大桌子。除了床和一个衣橱，再也放不下任何东西了，我们暂时把结婚的新家具放到我学校的宿舍里，两个人蜗居在9平方米的房子里，在阳台上放了一个煤气灶做饭，又住了半年。半年以后，我回老家生孩子，石头又搬回到了他妈家。我和儿子在老家住了半年，石头就每个月坐火车再坐长途车回去看我们一次。他跑够了，也想念我和孩子，所以就希望我和儿子早点回到他身边。当我带着儿子从老家回来时，以前的房子太小了，住不下三口人，所以只好暂时住在婆婆家里，当时婆婆的家里已经住着五个人了。婆婆把她的大房间让给我们，她和爸爸住在厅里。半个月后，我们在朋友的帮助下租了第三个房子，这个房子的主人回老家养老去了，我们就把他的东西收拾到一个房间里，我们三个人住在另一个房间里。我上班以后，老家婆婆和我母亲从老家来看给我们看孩子，就在另一个堆放杂物的房间里放下一张床，每天只能在晚上钻进去睡觉。房子已经把我们折腾得够呛了。这时，婆婆的学校集资买房，于是，婆婆公公一咬牙，帮我们凑了一些钱，我们自己又借了些钱买了一个小套二的新房子，谁知，单位抓阄的时候，我们抓到的竟是最不好的那套房子。别人都是单位免费分的房子，只有我们是自己凑钱买的房子。虽然不太满意，但这毕竟是真正意义上的我们自己的家。我们只做了简单的装修就住进去了，在新房子里，我们过了儿子一岁的生日，结婚两年，搬家四次，那些结婚时买的但一直没怎么用过的新家具终于凑在一起了，但有些已经被折腾得快散架子了。我们在这个房子里一直住到出国。其实，出国前一年我们因为手里有了几个闲钱，所以一直到处看房子，从市区看到郊外，越看越远，最后终于在远离市区，靠近海边的地方买了一套房子---我们梦中的大房子：最好的楼层、最好的户型、还可以看到海。谁知刚签了购房合同不久，房子还没盖好，老公的公司就宣布搬家--从中国搬到美国。当时老公的同学要买我们的房子，可我们考虑到我们走了可以让公公婆婆住上大房子，所以就没有卖给他同学。我们七月份到美国，公公婆婆10 月份拿到钥匙，过春节的时候就高高兴兴搬进了新房子里去了，我们出国以后，老公姐姐家住的房子又旧又小，所以她家就搬进了我们以前的房子里，我侄女刚刚大学毕业，搬进了姐姐的房子里。我们一出国，一家人的居住条件都得到了明显地改善，皆大欢喜。现在我们在国内的房子升值了好几倍，已经从当时的人民币价升到现在的美元价了。这也算是对我们的好心的回报吧。来美国我们先去了加州，在加州挺好的一个Town里，老公在我们来美国以前就租好了一个大套一的房子---比我们国内套二的房子几乎大了一倍。这个房子宽敞明亮，设施完备，周围环境又干净又漂亮，小区里有游泳池，健身房，使我一下子爱上了美国的房子。因为有车，出入都很方便。当时就觉得美国什么都好。只是自己当时语言不好，又没有工作，也看不到自己的前途，更吃不到国内的美食，有时候心里难免有些遗憾。但来美国后不久就怀孕了，知道自己怀的是女儿，心里很高兴，一年以后女儿出生，我因为要一心一意地照顾女儿，别的想法暂时就放下了。又过了一年，老公公司又搬到东部。我们退房时，管公寓的人来检查房子，说了一句：“四个人住在这里？太挤了！”我当时听了很不舒服，觉得她简直是在胡说八道，心想这房子多宽敞呀。再搬家时，我们就租了一个套二的公寓，儿子十岁了，终于有了自己的房间。住在公寓里，有热水，有暖气，有电梯，东西坏了有人修，儿子女儿有朋友一起玩，我们几家中国人还可以在一起看孩子、打扑克、开party，直到现在，我还挺想念那种日子的。刚开始，房价太高，在我们住的town里我们根本买不起房子，儿子又不想换学校。过了几年，当我们买得起房子的时候，房子也开始降价了，于是我们几家人纷纷买了房子搬出公寓。我们终于在美国买了我们的第一个房子，女儿也有了自己的房间。来美国时我们一家人只带了一套家具和六个箱子，这次搬家的时候，老公零零碎碎地搬了60个箱子, 又用Uhaul拉了两趟家具。有了房子以后，我们请人换掉了散发着霉味的地毯，打磨了地板。从来没干过体力活的老公自己撕去了墙纸，粉刷了墙面，买了新沙发，餐桌椅，给女儿买了新床。后来老公又自己在网上学会了换窗户，自己动手重新铺了院子里过道。又过了一年，又把房顶上的瓦也换成了新的，drive way也重新铺了。今年老公又打算为我换新厨房。用他的话说就是：除了老婆是旧的，其他都是新的了！现在房价又便宜了，我们曾经跃跃欲试想换个大一点新一点的房子，可我们都舍不得老公投入在我们房子上的心血，连儿子女儿也不想换房子。所以我们才决定换厨房。风风雨雨20年，我们一共搬了七次家。就在昨天，老公美滋滋地说：“你瞧，咱们现在什么都有了：儿子、女儿、房子、车也新的旧的好几辆了。看来我们的美国梦就算是实现了！” 家不仅仅是房子，家在我们心里其实更是一个概念，一份寄托：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我们都在尽我们所能营造着我们的家：房子和家庭。家不仅仅是房子，家更是那个你累了倦了想回去的地方，家是那个有着我们熟悉的味道的地方，家是那个不管穷也好富也好，一家人都快乐地生活在一起的地方。

紫阳谈话

2011-12-12T11:10:00.001-08:00

六四问题当年要求开枪镇压态度最坚决的是李鹏，陈希同，不在位的老人中是王震，邓小平是最后阶段才下决心的。可是他们都不愿出头，当然要我这个总书记，军委副主席下令开枪。为了他们的特权，由我来当历史罪人，这是血债呀，我哪有那么糊涂。从根本上我就是反对开枪的。看我不从，一定要把我拿下来。宁肯丢官坐牢，我也不能下令开枪。我是绝不后悔，绝不检查检讨。如果你开枪是问心无愧，为什么不愿年轻一代人知道这件事，你们是干了一件好事就要宣传十年二十年的。我现在也不抱希望重新评价六四和给我恢复名誉，但相信这是迟早的事。现在领导班子里没有人有这个认识，有这个能力和魄力，没有历史责任感，民族责任感，使命感。更多的领导人越来越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放手让老婆孩子利用自己的影响经商捞钱，不限制，说是为了稳定。不内疚，不自责，还心安理得。我们党是从来不认错的，实在说不过去了就找替罪羊，将错误都推到他们身上，如林彪，四人帮。找不到替罪羊就说是自然灾害，如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纯粹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错误。找不到替罪羊，又怨不到老天爷，反正不认错，硬说有必要，如57年反右。直到1979年，22年后仅仅承认反右扩大化，先定调不许给几个人平反，以示有必要。冤枉几十万人，扩大十万倍，再加上亲属，那就是几十万倍呀，几百万人受歧视。把那几个人当年说的话拿出来让大家评论一下，人家说的还是很中肯的。再有就是我们党从来不道歉。 1949年以来的冤假错案不计其数，家破人亡，人财两空，数以百万计，从来不对受害人说一声对不起，最多是公开平反，还要人家感谢你。更多的是不了了之。这样就伟大光荣正确了。上面说，没有六四开枪，就没有今天的经济大发展。我说没有开枪镇压，今天的发展会更迅速，更全面，更健康，更有持久性，人民的觉悟更高。镇压后为了平民怨，只能以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来转移民众视线。经济是发展挺快，但是代价是太大了，这个代价何时能还完？贪污腐败大面积扩散并向纵深发展，水陆空严重污染，自然资源杀鸡取卵似的开采，生态环境不断恶化，过度依靠加工出口这种廉价密集劳动力的生产方式，贫富差别加大。中国人民有吃苦耐劳，忍受长期艰苦工作生活的能力，但还能持续多久？领导人心安理得？更为严重的是共产党的说教在人民心中，在广大干部心中已经被抛弃了，只是在表面上还维持着。这不是思想教育问题，是事实教育问题。自上而下说一套做一套，大家也只好口是心非，谁不这样谁倒霉。大家更信的是权和钱，为了这两样，寡廉鲜耻都无所谓。清朝末期腐败，继而军阀混战，国共内战，日本入侵，再内战，可是我们中国人的良心，道德仍在，是非曲直一清二楚，直到1989年都没变。 89年开枪，历史上哪个政权敢下这种毒手。结果怎样，人们的灵魂正在被腐蚀。这是最严重的，最难治理的污染，这才叫精神污染。关于中国共产党我们这个党很难说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当年中共成立时起领导作用的有几个工人？都是读书人。那个年代工人都不识字，怎能明白马克思主义。是读书人要改变中国，觉得马克思主义有道理，列宁又成功地领导工人阶级取得了革命胜利，于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便用马克思列宁的学说和经验鼓动工人闹革命。时间不长都失败了。还是毛泽东有胆识，打着无产阶级旗号发动农民起义。从三十年代起，中国工人阶级实际上就退出了中国革命的舞台。中共实际上就是少数知识分子加上庞大的农民军。我们可以想一想，抗日时期有过工人领导的反日活动吗？日本人来了，工人照样干活吃饭。解放战争时也没有工人阶级组织反蒋斗争。解放后，是共产党内的知识分子和军队里的农民骨干分子掌握了各级政权，但仍是给工人戴上领导阶级的高帽子。他们根本没有决策权，反而在我党推行一系列错误路线政策时起推波助澜作用。如过早实行公私合营，反右。特别是三年困难时期，农村饿死几千万人，工人阶级没能给予有效的救助，自己吃商品粮，有副食供应，有布票，保证了最基本的生活需要。以后的文化大革命，工人更是利用对象，参与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工宣队管大学，批判斗争和迫害知识分子。文革中的武斗，工人参与的更是不少。 1975年镇压天安门群众悼念周总理的活动，首钢的工人充当了急先锋。再说今天吧，工人是弱势群体，包括农民工，在各种事物上没有发言权，对不公正现象，对腐败无能为力，眼睁睁看着集体或国有资产被权势人物瓜分，没办法。自己还要面临欠薪，失业的威胁。我们的党不是工人党，不是农民党，也不是知识分子党。像西方那样也行，不管叫什么名称，都不重要，是历史名词，都声称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中共也声称代表了最广大人民利益，但是不许别的党派代表人民利益，你要想代表人民利益就得入我这个党。这个理说不过去，只能用枪杆子维护。我们这个党现在到底代表了谁的利益？它是想在不触动核心集团的核心利益的前提下，尽量，照顾更多人的利益。更多人的利益也分多少层，核心集团之后就是各级党政干部，国营民营企业管理层，公务员，高级知识分子，靠后的是工人，农民垫底。利益不够分时，下层就没有了，有时还要被剥夺走已经有的。关于信仰和理想我们最初闹革命时就是信仰共产主义，要实现共产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就是公有制，消灭私有制。因为当时我们，国外都看到了私有制产生的罪恶，所以我们认为只有实行公有制，社会上的罪恶就会消失了。 1949年我们夺取了政权，以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速度推行公有制，58年再搞共产主义,结果是越干越落后。其间西方资本主义不断完善自己，人们生活大幅提高，社会稳定。他们靠什么？自由，民主，法制，人民有选择领导人的权利，反对党合法存在。你在台上，老百姓，媒体，反对党都盯着你，政绩不佳，四年五年就走人。我们党就怕这些，57年听了几句不顺耳的话，最主要的是有些话说到要害地方，立刻翻脸，实行专政，有天无法，天就是最高领导人，限制民主，自由。矛盾越积越多，越积越深，搞到今天，改也不是，不改也不是。人家是居安思危，我们是居危思安，不治本，靠吃止痛药过日子。从意识形态讲，要承认个人利益，这是个人生存发展的基础，还要承认每人的需要不同，天经地义。这就要承认私有财产的合法性，这样私有制是不是合理的呢？每个人又要放弃一定的个人利益，这是社会存在发展的基础，否则就要发生社会危机。西方发达国家的富人就要让利，让大家活得好，富人们才能活得更好。现在不搞共产主义，这是共识，原苏联和东欧都不搞了，实际是人民不让搞了。中国在大力发展资本主义，主要是经济上的。我们说实行的是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实际上是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极权体制。要相信共产主义这比以前困难多了。以前自己没搞过，听说苏联搞得不错，其实他们那里也是报喜不报忧，这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通病，掩盖错误和矛盾，现在人家不搞了，我们搞得狼狈不堪，只好但是很明智地发展资本主义，虽然口头上不这样说。马克思的学说迎合了落后国家的贫苦大众的愿望，大家干起来了。现在是拿出有力证据的时候了。有些人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也相信某种事物，这些人中可能有高瞻远瞩的人，你可以追求，但不能绑架者广大人民跟着你不明不白地瞎跑。像我这个例子，宁可下台坐牢也不能下令朝学生开枪，这是我的信仰。但是我不能让广大干部们都学我，虽然事实证明当时的绝大多数党员干部心里都是站在学生一边的。中国有几千万共产党员，我相信绝大多数搞不清什么是共产主义，搞不清我们现在搞的是什么主义，只是各种原因使他们成了共产党员，其中不排除是为了个人利益，但是我认为个人利益不能同自私划等号。他们觉得入党才能满足个人利益。实际上也差不多，入党就有可能提干，提干之后工资，住房，福利，退休金都可能得到比较好的解决，连老婆孩子，甚至孙子都沾光。我们又是一党制，把人往这条路上引。当然也有人是为了干事业。这些能入党的人都比较能干，有从政愿望的人，在其它国家可能就是什么民主党员，保守党员，在台湾就可能是国民党，民进党员。我们这些老家伙就不同了，当年是豁着命干，是真信，那么多人为此献出了生命。半个世纪后我们又大转弯，怎么向那些死去的同志交代？一些老同志以此反对改革，反对搞私有制，觉得那些同志，战友真实白死了。但是我们把什么资本主义，共产主义放在一边，看到的是他们追求的是社会进步，正义，让人们过上更好的日子，因此他们是值得尊敬的，值得纪念的。像二次大战时，资本主义国家死了那么多士兵，国民党抗日时死了那么多官兵，他们是为正义而战，不是白白送死。我们说共产主义的具体特征，一是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可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的财富比我们五十年前能想象到的丰富还要丰富。二是消灭三大差别，每个人的能力和智力能一样吗，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不可能消灭。西方有三大差别，但根本不构成社会矛盾。三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人的需要无止境，可社会资源是有限的，怎样按需分配？满足不了人们无止境的需求还要人们各尽所能？矛盾解决不了，再加上一条人们觉悟极大提高，你们相信这就是共产主义吗？以前还说共产主义时家庭就解体了，孩子都由社会统一抚养。要真是这样，那时男女们都可以朝三暮四了，另一方面又是生育机器，孩子生下来就被拿走，连猫狗都对下一代有感情，都要留在身边照看。说到信仰，我看现在不要争论什么资本主义，共产主义。首要的信仰应该是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首要的任务应该是建立真正的自由，民主，法制的社会机制，只有这几点才能真正保障人民的利益。你问我还信不信共产主义，我曾在高层小范围讲过，我自己都不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因为全世界搞的社会主义都失败了。失败了不等于垮台，朝鲜和古巴还在坚持，人民生活极其困苦。中国和越南发展资本主义，大有起色。全世界就这几个国家还声称是社会主义。小平同志晚年也不让争论什么主义不主义了，有人提出共产党应改名字，他也不否认，但是他在世的时候不许改。他是黑猫白猫，摸着石头过河，管它什么主义，让人们过上好日子就行。我是干实事的，不是理论家，思想家，这点上和小平相似。现在政治局里的人都信共产主义？他们多数人信的是对顶头上司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信的是自己摸索出的一套升官保官的经验。他们要是真信共产主义，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就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为什么还留在党内当年有的人恨不能开除我的党籍，或者让我退党。党的名字已经不重要了，留在党内，对党内的改革势力更有利，对中国的改革更有利。留在党内，按现在对党员的说法，我还是先进分子，还是什么三个代表。可又把先进分子和三个代表看管起来，可笑，他们也不能自圆其说。所以说我留在党内有积极作用。我要是不在党内，我今天还能出来做所谓的考察吗？你们还敢来见我吗？怎样看邓小平邓是革命家，改革派，是现实主义者，又是当前中共利益的坚定的维护者。 1957年他主管抓右派，打击知识分子，文革后反对精神污染，反自由化，坚持四项原则，六四开枪镇压，不容忍对党不利的言行。但是三年困难时期，他认识到了毛主席的错误，和刘少奇一起对毛主席阳奉阴违，推行三自一包，立刻见效。文革中被打倒，对主席保证永不翻案，复出后实际上搞全面翻案。有骨气，是为了人民，为国家敢跟领袖对着干。文革结束时，国家的经济快崩溃了，从上到下又背着马列毛这些沉重的包袱，必须改革。谁敢挑头干？只有邓小平集权威，权力，见识，魄力于一身，担起了历史的责任。还有谁行？华国锋，剑英，陈云，先念都不行。所以我还是十分敬重老爷子的。我和耀邦都是拉大旗作虎皮，没有老爷子的令箭，当时要改革是寸步难行。当时高层中，元老中，保守势力很强大。中国的国情就是这样，没有合法的反对党，大家就只好在一个党内搞内斗，还要靠一个太上皇来压住阵脚。邓的改革有底线，一是不能触动老一辈革命家和他们子女的利益，二是马克思毛泽东的旗帜不能倒。所以只准许搞经济改革，政改不动。用旧的政体保护特权，用马克思毛泽东旗帜以示合法。这是邓的局限性，为腐败设立了温床。在他看来，耀邦和我都踩了底线，而且要越过底线。六四以后，邓将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发展经济，增加收入，改善生活方面上，确实有效果人们说毛主席晚年内心很凄凉，狡兔死，走狗烹，身边的人众叛亲离。我看邓也有相似之处。原来的老战友都指望不上，而且常扯改革后腿。我们这些改革干将都靠边站，军中老帅们，老将军们不满对人民开枪，剩下围着他转的人都想利用他的权威达到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他心中明白。如果当时他不管事了，经济改革和政治上的松动都会停滞不前并且后退。因为在台上的人迫不及待地打出了防止和平演变的旗号，重提阶级斗争。老爷子没办法，只好亲自出马，安排南下，发表讲话，严厉警告台上的人，谁不改革谁下台。江泽民是别人推荐，小平同意的，他自己找不到合意的人了嘛。我看邓选接班人第一条就是不能重新评价六四，这是他的心结，知道党内党外绝大多数人是不同意开枪的，最不愿意死后不久便翻案，江在这点上是没问题的。但是邓观察了不长的一段时间，毫不犹豫地指定了隔代接班人，用意很明显，防止江之后的政坛乌烟瘴气，拉帮结派。隔代接班人也不能为六四翻案，经济改革不能往后退。胡锦涛是个合适的人选，能左右逢源，格守前人定下的规矩。不管人们说邓小平是太上皇，这步棋不得不走，说明他心里很清楚。邓制定了刑不上大夫的规矩，又家长式地指定两代接班人，接班人在上层没有人事基础，权威不够，就要用特权腐败来拉帮结派，掌控人事。你怎么能指望他们彻底反腐呢？邓种下了祸根，后人浇水施肥，搞到现在树大根深，盘根错节，后人想改也难。关于经济前景三中全会确立改革开放，经济状况有了极大改善，确实不容易。当年不是不知怎样干，是不知怎样说服那些拒绝改革又掌握权力的人，真正的阻力是政治上的阻力。改革的巨大动力来自基层，来自百姓。上面顶不住压力时才放一下手，改革就前进一步。像一个被压到极限的大弹簧，只要压制它的力量放松一点，它就快速反弹一下。不容易的另一方面是公有制几十年，官僚体制庞大，还把资本主义批倒批臭，整体经济严重畸形，积重难返。从最上层开始往下，每个层面的人都有一定的特殊利益，每个层面的人都想在保有既得利益前提下收入，生活再有明显提高。这在中国不是不可能，但有限度，因为中国除了人力，是一个人均资源短缺的国家，中央政府看似有钱，但人均并不多。照现在这个模式搞下去，不久就会面临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缺乏高端产业，两极分化，劳资纠纷问题。再有就是对这个大弹簧压制不大了，内在弹力减弱，中国经济不是放手问题了，而是引导问题了，那时就是考验领导人的智慧和胆略了。中国的政治改革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是趋势，但在中国像腐败这种阻碍发展的因素何时能铲除就很难说了，反正在我有生之年是没希望的。不要以为不公正的事物很快会消亡，清政府腐败了大半个世纪才灭亡，有的朝代能腐败一两百年。中国现在矛盾重重，特殊利益集团从上到下盘根错节，虽然民众呼吁政改，但是还不具备条件。上层没有领军人物，这个政体是不允许锐意改革人物升上来的，希望将来阴差阳错，偶然有这样人物出现。另外就是多数人的生活还过得下去并且还有提高。打个比方，不管官场多腐败，老百姓的实际收入每年还能增长1%，这就比没有强，而且大家还抱着增长2% 的希望。因此，对上层来说还有拖延政改的时间，少数人还有继续敛财的可能，还可利用子女，秘书，司机发财，有时间向国外转移财产，移民。因为现行体制为此留有大量空间和模糊地带。总的来说，腐败蔓延是由上而下的，上行下效，对腐败治理不力，必是与上层利益相连，古今中外，无一例外。还有，一些知识分子对政改有明确想法，但老百姓对什么是政改还不太清楚。中央从来不许百姓讨论什么是自由民主法制，中央也说不清中国特色的自由民主法制是什么样，只好一口咬定不照搬西方的，谁要是再要求，对不起，进监狱。无情的镇压总是有效果的，使老百姓感到自己无能为力，就盼望清官，青天大老爷出现。国内的电视历史剧宣传的也是这个，老百姓看的津津有味。我们的政权一方面非常强大，几千万党员，百万军队，武警，警察，宣传部，文化部，组织部等，从各方面维护着这个政权，大量的政工人员，政治教师从儿童开始，向人民灌输维护当政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对切实实行自由民主法制又担心政权顷刻瓦解。从1957年起就怕人提意见，建政五十年了还怕，何时是个头？搞到现在，领导人一听国际歌就紧张，不让提当年国民党贪污腐败，甚至连说晚清的腐败都是忌讳，因为老百姓会说，跟共产党比起来是小巫见大巫。 1949年以前，我们拼死拼活将国民党政权推翻，因为它不给人们自由民主，轮到自己了，只说不做，五十年不变，弄到现在，连说都支支吾吾了。（完）新世纪日期 11-12-11 专题: 华夏快递文章的URL: http://my.cnd.org/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30938

How Old Do You Look?

2011-12-09T08:05:00.001-08:00

A Job Search Style Makeover for MenBy Kim Isaacs, Monster Resume ExpertWe’ve all heard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first impressions, and this is especially true during a job search when competition is fierce. Your appearance, resume and even the way you search for a job could be preventing you from getting the interviews and job offers you deserve. If you’re concerned your job search is at a standstill because you appear to be too old, it’s time for a job search style makeover. Refresh Your Resume Retro might be cool in some fashion or design realms, but it’s not a good look for your resume. “Nothing communicates ‘out-of-touch’ more clearly than a resume that looks old-fashioned,” explains Louise Fletcher, president of Blue Sky Resumes, a former Monster contributor and a career expert with 15 years of HR experience. “Age discrimination isn't actually about age,” says Fletcher. “It's about all the things that are erroneously assumed to go along with being older, such as being out of touch, less technologically aware and less energetic than a younger person.” Fletcher says the resume is a chance for you to show you’re not any of those things. Here are some tips:Trim early experiences, such as jobs older than 10 to 15 years. Include links to social networking profiles, such as BeKnown, LinkedIn, Facebook or Twitter. Set up such profiles to be highly professional, not personal. Add information about hobbies if they are sports-related. Consider removing graduation dates. Review resume samples written by professional resume writers to see the latest style trends.The resume shouldn’t chronicle everything you’ve ever done. “Show that you are an invigorated job candidate who's not even close to peaking in your career,” says Cliff Flamer, a professional resume writer and executive director of BrightSide Resumes. Flamer suggests illustrating that you've been keeping your skills refreshed, such as through certification courses, ongoing study, volunteer work and membership in professional organizations. The key is relevancy. Focus on the qualifications that are most important to the job you’re pursuing while underplaying older or irrelevant experiences. Use Technology to Your Advantage If you’re mailing resumes through the US Postal Service and waiting for the phone to ring, you could be in for a long job search. “Older men need to understand that job searching doesn't work the way it used to,” says Fletcher. Hiring managers are likely to source for candidates online using job boards like Monster.com, search engines and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The best advice I can give any job seeker is to build a strong and professional online presence,” says Fletcher. ”Be on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connect with as many people as you can, and -- if you have a talent for writing -- consider starting a blog and/or writing articles about your expertise.” Also, your resume should be ready to go in email format, and you need to be well-versed on how to send documents and communicate via email. Not only will using modern job search methods help you get noticed, but employers will see you are in tune with the latest technologies and tools. Update Your Look Now that your foot is in the door for a job interview, it’s time for a style check. What message is your image conveying? Joseph Rosenfeld, a San Jose-based image consultant and owner of JosephRosenfeld.com, says there’s nothing wrong with showing signs of aging, but older men can create a style that is contemporary. “If a man hasn’t been shopping for a while, his clothes will look dated, and then he looks dated,” says Rosenfeld, who has been providing style advice to men for more than eight years. He advises men to select a suit that looks sophisticated, fits well, flatters the body shape and is age-appropriate. Also, pay attention to your hair. If the style is unkempt or has not been updated in awhile, go to a hair stylist, advises Rosenfeld. And what about gray hair? It comes down to personal preference. “If the job seeker wanted to revive a more youthful look, I wouldn’t hesitate to recommend coloring hair,” says Rosenfeld. The ultimate confidence-booster is a focus on physical fitness. “When you walk in an interview and your endorphins are running high because you’re staying active, you exude a youthfulness and an energy that people want to access,” explains Rosenfeld. Staying fit can also influence your mental acuity, increasing the odds of a successful interview. Remember that your experience and skills are of value to employers. The key is to get invited to interviews to give yourself the chance to shine. Your updated look and career marketing materials can help you do just that.Articles in This Feature:The Guy's Guide to Reenergizing Your Career homeThe 40-Plus Career Reinvention Checklist Lessons from Past Recessions How Men 40-Plus Can Beat the Barriers to Getting Hired Strategies to Leverage Experience Search Tactics for Seasoned Workers Show Your Experience on Your Resume the Right Way How Old Do You Look?I'm Overqualified Motto for Interviews: Be Prepared Fight Job Search Ageism Why Smart Guys Get Stuck in Ruts -- and What to Do About It Dealing with Differences at Work

中国梦

2011-05-23T18:03:00.000-07:00

郎咸平：请给我们一个“中国梦”

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郎咸平

　　我在《郎咸平说：我们的日子为什么这么难》里反复讲要“藏富于民”。各位，请想想看我们的日子到底难在哪里？你知道吗？

　　去年有人出了一个报告，说中国有1/3的GDP是隐性收入，数字高达9.26万亿。你能想象到的灰色收入可能都在里面。“夜总会小姐唱个歌也能创收好几倍”，我们是这么看问题的，你知道吗？各位想想看，一个社会如果成了这样，你不感到痛心吗？所以9.26万亿已经不是灰色收入的问题了，而是说整个社会在改变。

　　你有没有想到一个更严重的社会问题出来了。这个隐性收入代表的是什么？是整个社会的阶级固化。《人民日报》去年登了一篇文章，我觉得写得非常好，也非常让人痛心。说的是在封建时代，整个社会是上下流动的。六部官员哪里来的？贫穷子弟十载寒窗，考上秀才、举人，进士及第之后一步步升上来做官的。这个历史传统到今天已经不复存在了。

　　阶级固化的结果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今天辛辛苦苦念完北大、清华、复旦出来，薪水一个月两千块，还比不上夜总会小姐。这对于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颠覆有多大，你知道吗？过去是透过所谓寒窗苦读来出人头地，今天靠什么？投机倒把。今天的问题，我觉得最基本的根源不是人心变得坏了，而是整个社会阶级固化的结果。我们的年轻人再没有出头的机会了。我请问你，80后、90后，你们大学毕业的时候你想做什么？你找到的工作，两三千块一个月，而且搞不好还要做一辈子。当你对整个社会的阶级固化感到绝望的时候，前面说的现象自然而然就产生了。你会发现灰色收入是你人生中最重要的，搞不好你就没有房子、没有车子，老婆都娶不到。那灰色收入怎么来呢？那就是晚上经常到夜总会，上电视非诚勿扰，等等。灰色收入是阶级固化的一个必然结果。

　　如何解决阶级固化？一定要给老百姓机会。为什么很多人愿意去美国留学，甚至愿意留在美国，为什么？你觉得美国好吗？美国不会比中国精彩，我就非常不愿意到美国生活。但是美国有一点值得我们学习，那就是美国政府可以非常骄傲地告诉任何人美国梦。像奥巴马这样父母离异的黑人也然当上了美国总统。他任命了一个商务部长骆家辉(专题)，是第三代移民，父母是从在餐馆洗盘子开始的。还有朱棣文，也是留学到了美国之后留下来的，最后成了能源部长。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奥巴马你什么身份？朱棣文、骆家辉(专题) 你什么身份？完全没有家庭背景。你们凭什么成功啊，就是因为美国社会给了每一个人美国梦。什么叫美国梦？不是给你更多的薪水，不是给你一个灰色收入的空间，而是什么呢？给每一个人希望。你只有给每个人希望，每个人才有创业的机会，才有这种激情能够把每一份事做好，因为他有一个梦，他认为几十年之后他可以变成奥巴马，他可以变成朱棣文、骆家辉(专题)。你觉得今天我们中国有这种机会吗？年轻的朋友，你们去公务员团队做事，你觉得你可以到朱棣文、骆家辉的水平吗？有这种可能吗？没可能。

　　所以我想通过灰色收入告诉我们老百姓一句话，灰色收入跟这一切的问题所象征的是我们缺乏中国梦。如何改变社会的结构？让这个社会每一个老百姓都有个立足点的平等？在这个立足点平等之上，每个人凭着个人的聪明才智，争取到你所能争取到的最高境界？其实这并不难，只是我们目前的政策推动都不朝这个方向走。我们没有给这个社会建立起一个好的价值观。

　　老百姓不再感觉到有中国梦了。中国梦有多重要，你知道吗？我们每年税增长20%以上，这些钱如果能用在刀刃上的话，就能够帮助老百姓完成中国梦，你知道吗？我们浪费这么多钱做了什么了？我们用在各地大规模的低效率的基础建设上，搞的各地财政是连年赤字，甚至还不起钱都有可能。你没有替老百姓创造一个中国梦，低效率的浪费掉钱了。各位，我尤其想告诉我们官员，你知道最让我痛心什么吗？投资的失误。这种投资的浪费，是千亿、万亿的浪费。如果当初肯听我郎咸平一句话，四万亿你不要投给什么基础建设，你给我们所有民营企业三年免税多好，想想看，他们负担了全中国90%的雇佣量啊。你三年免税了，赤字怎么办呢？财政窟窿怎么办呢？我告诉你，国有企业不准搞房地产，像什么中粮，你不搞粮食你搞什么房地产，不务正业。这些国有企业不准做这种旁门左道的事，你所有利润全部上交，不准买地皮，全部补充财政窟窿。三年免税，各位晓得能创造多少财富吗？这个免税你晓得有什么用处吗？这是中国梦的一部分啊。

　　你的财政收入投到正确地方之后，大家发现投资企业能够赚大钱，很多人就愿意在这方面发展，而不会说投资环境那么恶化，又不赚钱，干脆炒楼、炒股算了，是不是？各位想一想，这样子是不是对的呢？今天我们这一切问题，是我们缺乏中国梦。灰色收入等等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靠什么解决？这需要靠一个更优良的税收的使用来解决，给每一位朋友创造个中国梦。

中国好歌

2011-03-20T15:38:00.000-07:00

曾师傅·

我不会唱歌，却喜欢听歌。年轻的时候，我最爱听港台流行歌曲，后来又爱听中国歌曲。然而，到了美国以后，我听歌的机会越来越少，以致几乎将中国歌曲遗忘了。直到去年，我才从闲地得知在“优酷” （youtube)网站上可免费点唱中国歌曲。于是，我开始沉迷于“优酷”那似曾相识的“中国之音”。

依我看来，一首好歌既要旋律优美，又要歌词感人，两者缺一不可。中国古词乃是按古谱填写的歌曲，却因为今人不识古谱而成不了好歌。《化蝶》是中国最优美动人的曲子。它原本是一首小提琴协奏曲，后来有人将它改编成了钢琴曲和笛子曲，都很成功。有人为它填写了歌词，将它改编成了一首歌曲。可是，即使是著名歌唱家彭丽媛演唱了这首《化蝶》歌曲，它还是没有红起来。

另一方面，南唐后主李煜的《虞美人》乃千古绝唱，其中的名句“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缠绵萦绕，写尽了亡国奴的无奈和忧愁。然而，即使是伟大的歌手邓丽君用世界上最缠绵的“靡靡之音”演唱了这首《虞美人》，它还是默默无闻。相比之下，《何日君再来》的命运却斐然不同。《何日君再来》是抗战电影《三星伴月》的插曲，原唱是周璇。它本来是一首情歌，却被强行赋予了政治含义。在大陆，有人认为歌中的“君” 指的是太君或国军，所以它是一首“汉奸歌曲”。在台湾，有人认为歌中的“君”指的是共军，所以它是一首“叛乱歌曲”。结果，《何日君再来》这首歌先后被大陆和台湾列为禁歌。后来，是邓丽君将这首歌唱得大红大紫。她的《何日君再来》飘过了台湾海峡，飘进了大陆无数少女之心。想不到一代君王李煜的歌竟遭此冷遇，真是此君不如彼君啊。

说起来，旋律优美、歌词感人的中国歌曲不下一百。本来，我打算从中选取十首最好的歌曲。然而，无论我如何挑选都会顾此失彼。于是，我索性将范围扩大到二十首。即便如此，我还是要忍痛割爱，舍东取西。

第二十：《妹妹找哥泪花流》

《妹妹找哥泪花流》是红色电影《小花》的插曲。电影《小花》讲的是战士赵永生和亲妹妹何翠姑以及养妹赵小花之间纯洁的兄妹情。赵永生和何翠姑分别由著名演员唐国强和刘晓庆扮演，赵小花则由高中生陈冲扮演。

这首插曲是在电影快结束的时候唱的。翠姑为救小花身负重伤，在奄奄一息中断断续续地呼喊着哥哥，听起来令人心碎。歌词写得情真意切，感人肺腑。歌词共分三段，讲的是两位妹妹寻找哥哥的故事。第一段叙述妹妹找哥心切，望穿双眼。第二段回忆当年哥哥为躲抓丁而离家出走。如今山村得解放了，妹妹盼着哥哥回来报冤仇。最后一段交待小花愿意接过哥哥的钢枪走向战场。

李谷一感情自然真挚，气息流畅贯通，歌喉清纯明亮，音质甘美甜润。“妹妹找哥泪花流，不见哥哥心忧愁。”她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有意加上了颤音和哭腔，达到了令人震撼、令人颤抖的效果。

1980年我在县城上高中的时候，县电影院正在放映《小花》这部电影。我丢下繁忙的功课，冒着被挨骂的风险从头到尾看完了它。由于我大妹也叫小花，我倍感亲切。在这之前，我对李谷一也有所了解，因为我看过她主演的湖南花鼓戏《打铜锣补锅》。

我在出国前对歌词中的“报冤仇”没有任何异议。在那个年代，阶级斗争还是首位的。尽管我自己阶级成分不好，还是要“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电影《红色娘子军》中有两句很有名的台词：“血债要用血来偿”和“仇恨的种子会发芽”。雷锋叔叔也说过：对待阶级敌人要像严冬一样严酷无情。来到美国后，我渐渐认识到了“报冤仇”不好。冤冤相报何时了，刻骨仇恨知多少。冤家宜解不宜结，不如大事化成小。原谅别人等于原谅自己，宽恕别人胜似宽恕自己。歌词“盼哥回来报冤仇”改成“盼哥回来化冤仇”更和谐。

第十九：《在希望的田野上》

1981年，中国的城乡差别还很大。广大农民早就厌倦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劳苦生活，对未来悲观失望。《在希望的田野上》这首歌横空出世，为农民打了一针强心剂，给农民带来了一丝希望。

《在希望的田野上》通过对家乡田野的赞美，抒发了农民对未来的憧憬和向往。这首歌琅琅上口，充满了乡土气息。家乡就在那希望的田野上，又见炊烟，弯弯的小河在流淌。庄稼丰收在望，十里荷塘花果飘香。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又闻牧笛声，牛羊也不苦。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农民世世代代都在田野上耕种。男女老少放声歌唱：我们的生活就在田野上，我们的生活蒸蒸日上，我们的生活充满了阳光，我们的生活充满了希望。

原唱是总政歌舞团年仅19岁的彭丽媛。她一炮打响，从此便红遍了整个中国。彭丽媛是山东郓城人，长得端庄秀丽、矜贵大气、面如满月、明眸皓齿。她的声音甜润优美、清新明亮、大气冲天、婉转动听，被歌迷誉为“来自仙境的歌神”。

彭丽媛是继李谷一之后的又一大女高音歌唱家。她拥有音乐硕士学位，还是文职将军。歌星成为将军在中国传为佳话，在国外却被认为是中国特色。

第十八：《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中国自古就有桃花情节。桃花姹紫嫣红、艳丽妩媚，不愧为万花之王。《诗经·桃夭》首次将桃花比作美人，从此桃花便成了美人的代名词。唐代诗人崔护的《桃花》诗将桃花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其诗云：“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这首歌是为边陲战士而写的。然而，它描写的不是心中的美人，而是故乡的风景。歌中的桃花不在江南，而在东北。第一段写景。故乡桃花盛开，桃树和水面相映成辉，桃林和村庄紧紧相依。第二段以景寓情，意境悠远。记忆中的故乡有盛开的桃花，有孩子们天真的笑声，还有姑娘们粉红的笑脸。回到现实中来，这是风雪交加、条件艰苦的边疆。可是，为了故乡的景色更加美好，战士宁愿驻守在风雪的边疆。

这首歌的旋律雄壮刚健，节奏铿锵有力。原唱是前进歌舞团的董振厚，但真正把它唱红的却是著名男高音歌唱家蒋大为。在1984年春节联欢晚会上，蒋大为唱了这首歌。他音色清淳嘹亮，音域宽广流畅，吐字真切清晰，表演自由奔放。他戴一副眼镜，有知识分子的模样。他肩宽体壮，浑身上下都是力量。他脸庞宽广，笑起来就像桃花一样红亮。

第十七：《常回家看看》

随着社会的发展，家庭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父母在，不远游”的传统不复存在。年轻人崇尚独立，想尽快摆脱父母，到外面闯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他们在外面成家立业，却很少想到渐渐老去的父母。有些人即使和父母住在同一个城市，也难得回家一趟。《常回家看看》这首歌提醒人们不要忘了自己的父母，而是要常回家看看他们。

歌词真诚朴实，用得都是家常式的大实话。年轻人带着爱人和孩子高高兴兴地回家看望久违的父母。妈妈唠叨不休，爸爸埋头做饭。自己也向妈妈倒倒苦水，向爸爸汇报工作。年轻人心有所动，下定决心以后要常回家看看。老人为儿女操了一辈子的心的确不容易，也该享受享受幸福晚年啦。以后一定要常回家享受这种天伦之乐，也要为妈妈洗洗碗、为爸爸捶捶背。

这首歌旋律柔和、节奏轻柔。1999年，海政歌舞团东北籍的陈红首次演唱了这首歌曲。后来，她和蔡国庆又扮成一对夫妻演唱它，平添了一份喜剧色彩。他们的演唱近乎朗诵，增加了亲切感和祥和力。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演艺界有两个叫陈红的美女。另一个陈红是当年红得发紫的江西籍影星。她们都是1968年12月出生的，个头都很高。影星陈红美艳无比，歌星陈红清纯可人。她们堪称中国演艺界的两朵金花、绝代双骄。

第十六：《山不转水转》

《山不转水转》是同名电视连续剧的主题曲。由于词作者张藜是东北人，这首歌有浓厚的东北风味，其旋律轻松明快，和东北民歌《小白菜》有点相似。歌词极富哲理，格调积极向上。世上有山有水、有风有云。山水相逢，风云变幻，它们和世上其它事物一样在随着地球转动。人非草木，要学会变通，不能墨守成规，即使失去了一次机会也不要气馁，因为下一次机会很快就会来到。

原唱者是满族女歌手那英。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一天，那英和其他青年歌手一起到西安参加“西北风”活动。是夜，风横雨狂。一位朋友搞到了一张票，却不愿顶风冒雨前去观看，便将票转让给了我。我如获至宝，立即骑着破车赶到了剧场。我坐得离舞台不远，有幸一睹那英的风采。她身材不错，气质不凡，真有点格格的模样。那台晚会由山东籍歌手张咪唱主角。晚会结束后，不少观众挤到舞台请张咪签名。我不是追星族，错过了请未来的大歌星那英签名的大好机会。

第十五:《十五的月亮》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喜欢用月亮来抒怀。夜深人静的时候，游子容易感到孤独，容易想到远方同一个月亮下的故乡和亲友。李白在一个明静的夜晚凝望着星空、思念着故乡：“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王安石泊船瓜洲时想起了故乡便痴痴地发问：“明月何时照我还？”十五的月亮又亮又圆，像一面明镜高高地挂在天上，仿佛可以反射出远方亲人的背影，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合家团圆的虚拟场景。苏东坡在中秋之夜开怀大饮，半醉半醒之间想到了弟弟子由，于是大唱《明月歌》：“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十五的月亮》是词作家石祥在1984年为军嫂们写的。俗话说：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长期以来，男人都不愿意去当兵作炮灰。中国解放后，经官方一宣传，当兵竟成了一种时髦。“一人当兵，全家关荣”，“拥军优属”等标语铺天盖地。于是，人们纷纷送儿送女去当兵。军人的地位大大高于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军属更像特权阶层。各大兵种的歌舞团趁机招募了一批年轻漂亮的女孩作为军旅歌手。

歌词通过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之间的反复对白，表达了军嫂和兵哥之间的两地情。十五的月亮高高地挂在天上，照着家乡，也照着边关。一样的夜晚，一样的月光，一样的相思，一样的心愿。夫妻有福同享，就连军功章也要各得一半。

这首歌首次和观众见面是在1985年的春节晚会上，演唱者是总政歌舞团年轻的女高音董文华。从那以后，《十五的月亮》就在全国广为流传，董文华一下子成了军人的偶像。董文华个头虽然矮一些，但长得可圈可点，穿上军装更显得英姿风发。她的声音特别宏亮、吐字十分清晰。

据说，这首歌的原唱者是蒋大为，它是《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的姐妹歌。

第十四：《军港之夜》

1981 年夏天，南昌市像往年一样闷热，人们无精打采、昏昏欲睡。原来，是一首叫《军港之夜》的歌曲在为大家催眠。大街小巷传来一阵阵《军港之夜》的歌声，南国之夜已来临。我几乎是踏着《军港之夜》的舞步走上火车去西安上大学的，其场面虽然不如“十送红军”那么壮观，却也十分温馨。

《军港之夜》歌颂驻守在军港的水兵，在战舰上劈风斩浪，度过了一个个辛劳之夜。这首歌像摇篮曲一样轻松祥和。歌词写得轻柔恬静、温存细腻。大海像慈祥的母亲一样让年轻的水兵躺在自己的怀里，这些水兵则像顽皮的小孩一样在梦中微笑。

原唱是海政文工团的青年歌手苏小明。她端庄文静，身材高挑。她的中音浑厚圆润，情真质朴。不过，有人公开批评这首歌曲缺乏革命气势，是资产阶级的“靡靡之音”。有人质问：这些水兵不提高警惕，只顾睡大觉，要是敌人搞突然袭击怎么办？有人甚至提议开除苏小明的军籍。

在1986年春节联合晚会上，她再次演唱了这首歌曲，再次引起了轰动。从那以后，《军港之夜》成了中国海军的经典歌曲。

第十三：《血染的风采》

这是一首为纪念“中越自卫反击战”中牺牲的战士而作的歌。原唱徐良本来是西安音乐学院学生，因为到老山前线慰问演出才穿上了军装。后来，他在一次战斗中负伤致残而变成了一级战斗英雄。在1987年春节联合晚会上，他坐着轮椅和当红女歌手王虹同台演唱了这首歌曲。然而，真正将这首歌唱红的还是董文华。

战争意味着流血和牺牲，所以对交战双方来说都同样残酷。中越两国本来是“同一战壕的战友”，是社会主义阵容的友好邻邦，那次不知何故却打了起来。我来美国后，认识了不少越南朋友。平时，他们对我这个老中都挺尊敬的，但一谈到那场战争，他们就靠不客气地指责是中国侵略越南。

这首歌曲真挚感人，催人泪下。歌词十分悲壮，表现了战士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和军嫂节哀顺变的顽强精神。男方反复提醒女方，他可能会牺牲在战场，让女方明白和理解他是为国捐躯。他还让她不要悲哀、要化悲痛为力量，因为共和国的土壤里有他付出的爱、共和国的旗帜上有他血染的风采。女方含泪表示理解对方，做好心理准备，无论多么痛苦都不悲哀，并鼓励对方勇敢地去战斗。

后来，社会上盛传徐良是假英雄，他临阵脱逃未遂，被班长逮住后将班长推下了悬崖等等，直到徐良出来避谣为止。六四发生后，梅艳芳、邓丽君等港台大牌歌星带头唱起了这首悲壮的歌曲，将这首歌曲涂上了一层厚厚的政治色彩。

第十二：《茉莉花》

茉莉花在历史上属无名小花，长期不受人们的关注。后来，唐太宗李世民作了一首咏茉莉花的诗，首次将茉莉花比作冰清玉洁的美女：“冰姿素淡广寒女，雪魄轻盈姑射仙。”从此，人们开始对茉莉花刮目相看。宋代诗人许裴诗赞美茉莉花洁白如雪：“荔枝乡里玲珑雪，来助长安一夏凉。情味于人最浓处，梦回犹觉髻边香。”宋代诗人姚述尧在其词《行香子·茉莉花》进一步评价茉莉花天赋仙姿、玉骨冰肌、轻盈雅淡、初出香闺、香风轻度、翠叶柔枝。宋代词圣姜夔甚至提议将茉莉花列为花王：“他年我若修花史，列作人间第一香。”清代王士禄沿用前人的说法：“冰雪为容玉作胎，柔情合傍琐窗开。香从清梦回时觉，花向美人头上开。”《扬州竹枝词》更是将茉莉花比作刚出浴的美人：“兰汤浴罢鬓云偏，茉莉花子插两边，五色丝绦拖在地，撩人裙底看金莲。”

茉莉花雪白如珠、幽香袭人、清纯秀丽、小巧玲珑。茉莉花还有一种独特的用途，它可用来制茶。茉莉花茶芳香诱人，是茶中精品，其成本却很低。目前，全世界热爱自由的人们正在掀起一浪高过一浪的“茉莉花革命”，给茉莉花带来了一层新的政治含义。茉莉花终于从一个少女成长为一个淑女。

《茉莉花》是一首江苏民歌。它节奏平稳、旋律柔和，是一首典型的江南小调。歌词有不同的版本，但内容都大同小异。早在1896年，清政府重臣李鸿章到欧洲访问的时候，临时将《茉莉花》当国歌演奏，只是歌词变成了对大清皇帝的颂词。

最传统的歌词版本共分三段，都有“花”之韵。第一段的前两句重复赞美茉莉花，第三句解释它美就美在芳香，最后两句说想摘它、却又怕看花的人骂。第二段基本重复第一段的内容，只是在第三句说它美就美在雪白、在最后一句说怕旁人笑话。第三段基本重复第二段的内容，只是在第三句说它比满园的花都要美、在最后一句说怕它来年不发芽。整篇歌词就像口语一样通俗，三个“怕”字用得恰到好处，仿佛一个调皮的小女孩在调侃和撒娇。

这首歌最好让无锡女孩用无锡方言唱。听者挟上一口茉莉花茶，闭上眼睛听那黄莺鸟儿般的的吴语，真是一种至高的享受，即便听不懂吴语又有何妨。当然，将这首歌唱得最好的还是湖南籍的苗族歌唱家宋祖英。2007年1月，宋祖英在美国肯尼迪艺术中心独唱音乐会上演唱了这首歌。她深厚的音乐功底、娴淑的演唱技巧、甜美动人的美声歌喉、优雅的舞台形象将茉莉花唱得全场飘香。

第十一：《我的祖国》

《我的祖国》是电影《上甘岭》的插曲。《上甘岭》拍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描写的是“抗美援朝”战争中发生在朝鲜“上甘岭”上的一次艰苦战役。《我的祖国》反映了激战中的士兵在冰天雪地的“上甘岭”怀念家乡的好山好水好风光。

现代人要是用现在的眼光去看这场战争，也许会觉得它不值得一打。事实上，当老毛点名要求战神林彪挂帅出兵朝鲜时，林彪以身体不好为由拒绝了。林彪身体不好是事实，但是其中更大的原因是他对这场战争顾虑重重。林彪认为，美国不大可能进攻中国，否则的话他们早在国共内战的时候就那样做了。朝鲜战争主要是因为北朝鲜违约在先，美国只是以联合国的名义出兵保护南朝鲜。在他看来，美国空军很强大，中国出兵等于送死。再说，中国内战刚结束，一切都方兴未艾，实在经不起另一场战争，更何况那是一场打不赢的战争。大将粟裕也有类似的顾虑。可是，老毛为了老大哥苏联和小兄弟北朝鲜，还是派彭德怀带兵跨过了鸭绿江。这场战争的代价对中国和美国都是惨重的，称得上是一场双输的战争。老毛也由此失去了爱子毛岸英。

《我的祖国》旋律跌宕起伏，前半部分像高山流水一样婉转悦耳，后半部分像峡谷喷泉一样高吭激昂。歌名虽然叫《我的祖国》，但是歌词表达的更像是“我的家乡”。其实，这首歌描写的正是我的家乡江西。当年，词作者乔羽在一个稻花飘香的季节到江西体验生活，被江西的好山好水感动才写下了歌词。歌词赞美了家乡河浪翻滚、稻花飘香、女孩有花容月貌、男孩有远大理想。要不是最后一句“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它的有猎枪”，人们很难将这首歌曲和“美帝”甚至和“上甘岭”战役联系到一起。

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一年学校组织各个班级编排一个大合唱的节目。结果，很多班级不约而同地选了《我的祖国》这首歌。大合唱的那天晚上，一位安徽姑娘赢得了最多的掌声。她长得很结实，也很美。她还有一对拖过屁股的长辫子。她张口一唱“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就把大家震住了。她嗓门很高，音量奇大。当她唱到“听惯了艄公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时，她将两根长辫往前一甩，再用双手抓住它们做着划船的样子，直逗得大家鼓掌叫好。从那以后，“一条大河”的外号就在校园内不径而走。

前不久，青年钢琴演奏家朗朗在美国白宫演奏了《我的祖国》这首歌曲，在海外华人圈子里面引起了一阵热议。反方认为，这首歌曲不宜在白宫演奏，毕竟它具有政治色彩、又有反美倾向。正方认为，有人过于敏感，这只不过是一首普通歌曲，不应该被政治化。值得注意的是，欧巴马政府对此听之任之、得过且过。要是这一事件发生在布什的任内，不知他会采取什么对策。

在我的记忆里，中国的音乐是要为政治服务的。其实，早年的欧洲尤其是音乐王国德国也一样。即使是贝多芬这样的音乐奇才，年轻的时候也不得不低下高贵的头颅作宫廷音乐师。不过，那时候的音乐家都比较贫穷，否则的话德国的马克思说不定会发明“政治音乐学”。是贝多芬将音乐平民化，是邓丽君将音乐通俗化。从此，音乐不再是贵族的专利。政治就不一样，它总是高高在上，可望不可及。就连大学问家胡适都不谈政治，更何况像我这样脱贫不久的小老百姓呢。小时候，我因为出身不好常被政治拖后腿。高考的时候和考研的时候，我又因为不爱背条条框框的政治题而被政治拉下了不少分。

这首歌曲的原唱者是著名女高音歌唱家郭兰英。郭兰英是山西人，她的嗓音像黄土高原上的野马一样自由奔腾，又像太行山上的大雁一样直冲云霄。郭兰英以后的三代女高音歌唱家李谷一、彭丽媛、宋祖英也相继演唱了这首歌曲。她们的演唱各有特色，给这首歌流下了风格各异的经典杰作。

·曾师傅·

第十: 《妈妈的吻》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一首叫《妈妈的吻》的歌在全国引起了轰动。在那个禁锢的年代，“吻”字躲在被遗忘的角落不敢露面，即使是妈妈的吻也只能藏在记忆的深处。这首歌像春风一样滋润了人们的心田，唤起了人们对爱的渴望。

歌词共分两段。第一段，在外面闯荡的女儿想起了住在小山村的老妈妈，由此想到小时候妈妈经常吻她。第二段，女儿许了一个愿：要还给妈妈一个长吻，要吻干她那思儿的泪珠，要用自己纯洁的吻安抚她那孤独的心。歌词构思十分奇妙，通过回想妈妈的吻到还给妈妈一个吻，反映了一对乡村母女之间的真挚感情。

这首歌曲像童谣一样平白无华、悠扬悦耳。广大听众纷纷传唱，以致妈妈的吻满天飞。然而，这首歌唱起来容易，做起来却有点难。中国人比较害羞，不擅长表达自己的情感，别说是吻干妈妈的泪，就是拥抱妈妈恐怕也不敢。

演唱者朱晓琳是扬州的一位小女生。她声音甜润，宛如一只在深山幽谷之中带笑长鸣的小黄莺。她长相甜美，犹如一朵在清风细雨中含羞开放的小桃花。她约带扬州口音, 使人联想到杜牧的诗句: “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

第九：《祝酒歌》

酒文化在中国根深蒂固、源远流长。酒是中国男人最忠实的朋友。李白是诗仙,也是酒仙。他劝人们喝酒，因为“唯有饮者留其名”。李白习惯了独饮，因为有明月为伴：“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酒能祝福。每逢喜事，人们都要和亲朋好友一起喝上几杯。酒能浇愁。李白明知“借酒浇愁愁更愁”，还是要“但愿长醉不复醒，与尔同消万古愁。” 范仲淹思乡心切，不惜“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酒能节哀。杜牧在清明时节还不忘“借问酒家何处有”。酒能壮胆。即使是刀枪不入的“钢铁战士”李玉和还要 “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是胆雄赳赳。”酒能交友，所谓“酒逢知己千杯少”。

1976年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多事的一年。唐山大地震无情地夺去了二十多万人的生命，尽管当时很多老百姓还不知道这个消息。周恩来、朱德和老毛这三架马车也相继倒下。华国锋出任党、政、军一把手，在老毛过世不到一个月便下令逮捕了以第一夫人江青为中心的“四人帮”。当时，全国上下一片欢腾，大家纷纷有组织地走向街头游行庆贺。作曲家施光南就是在这种情势下谱成这首歌曲的。

三十几年过去，弹指一挥间，现在回过头去看这段历史仍然像雾里看花。华国锋作为一个政治家过于诚实厚道，不够成熟老到。人们不禁要问: 是历史选择了老实的华国锋，还是老实的华国锋创造了历史？

这首歌曲节奏欢快，充满了节日的气氛。歌词共分三段。第一段开始就直入主题，请朋友干杯。中间有不少习惯性的政治口号，具有浓厚的时代烙印。十月的春雷比喻一个新时代的来临。全国人民举起金杯豪饮，千杯万盏也不醉。第二段给北京祝酒。美酒烧心，春风拂面，斗志不退，干劲倍增。最后一段先表决心：为了实现四化，愿洒热血和汗水；最后回到主题，邀请大家丰收之后重摆美酒再相会。

在1979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男高音歌唱家李光羲演唱了这首歌曲。一夜之间，它便传遍了神州大地，一扫十年文革的沉闷。　

第八：《难忘今宵》

春节是中国最大的传统佳节。每逢除夕之夜，全家老少围坐一团，一边吃着年饭，一边看着电视，真是其乐融融。中央电视台从1983年开始向全国现场直播长达几个小时的春节联欢晚会，为精神生活极其平凡的农民做了一件大好事。那时, 电视在农村还不普及, 往往是几十户人家围着一台电视机, 那场面真是热闹。春节联欢晚会也改变了我老家一个重要的风俗习惯。以往，在除夕之夜，人们都要赶在午夜之前放鞭炮、关财门，再在大年初一凌晨开财门、放鞭炮。由于春节联欢晚会从除夕晚上一直演到大年初一凌晨，老家的农民干脆将关财门和开财门并到一起。

1984年的春节联欢晚会是在一曲《难忘今宵》中结束的，从此《难忘今宵》便成了每年春节联欢晚会的压轴节目。最初几年这首歌曲都由李谷一独唱，后来逐渐演变成了群星会唱。

这首歌曲是词作家乔羽和曲作家王酩根据李谷一的演唱特点而作的。李谷一将其中一部分歌词分成一对对词组演唱，再将每对词组中间的旋律拉宽，达到了绵延悠长、荡气回肠的效果。

歌词饱含深情，满怀祝福。歌词共分两段，第一段说“难忘今宵”，第二段说“告别今宵”。第一段一开始就用倒装和重复的手法突出主题，表明普天同庆、难忘今宵。后面几句是对祖国的祝愿。第二段继续用倒装和重复的手法呼应主题，表明新朋旧友难分难舍。后面的几句则是对大家的祝福。

第七：《信天游》

陕北指的是陕西省北部的延安、榆林两大地区，广义上也包括山西省和内蒙古自治区和陕北接壤的地区。陕北原本是一块风水宝地，是中华民族始祖黄帝轩辕氏的陵墓。后来，由于长年的战乱和乱砍乱伐导致了水土严重流失, 陕北逐渐沦为荒凉贫瘠的黄土高坡。不过，生存环境的恶劣造就了陕北人民积极开朗的性格和乐观向上的精神。人们赶着牲口，杨鞭一甩就能哼上几句歌曲，说不定从另一块黄土高坡就会传来对唱。久而久之，这些民间歌曲就演化成了一首首陕北民歌在黄土高坡上久久飘荡。

陕北民歌最大的特点是高亢激奋、粗犷豪放。情歌在陕北民歌中占的分量很大。这些陕北情歌情感真挚、直爽开放。只要男孩敢唱“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 女孩就敢回唱“叫声哥哥你带我走”，甚至“我和你明年睡一个炕头”。

《信天游》是陕北民歌中的姣姣者。它节奏自由奔放，旋律开阔悠长，就像是站在黄土高坡上拉开嗓门、拖长声音大声呼叫。它的歌词只有一段，一气呵成。歌词一开始叙述一个青年低头看着山沟, 追逐着过去的岁月, 见到的只是茫茫的风沙, 再也找不到童年。这部分歌词十分凄凉，写尽了岁月的沧桑。歌词接下来写这个青年抬头看着青天，搜寻着远去的从前，见到的只是和从前一样的蓝天白云。这里 “抬头”和前面的“低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个青年虽然丢失了童年和从前，却找回了蓝天白云。歌词的最后部分借景抒情。蓝天白云可以作证，从前大雁听过他唱的小曲信天游，小河也亲过他的脸。山丹丹花开花又落，伴随着茫茫大地记住了他的梦。天上的星星会说话，就让信天游带走他的情，一解他不尽的相思。歌词的结尾才点明这是一首情歌，写的是一个失恋者对心上人的相思。怪不得这首歌这么委婉、这么悲凉。

《信天游》有几个不同的版本。陕北女孩的版本最具原汁原味，而河南籍著名歌手程琳的版本最有艺术味。河南地处中原黄河流域，境内土地辽阔、人口众多，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河南人纯朴厚道，实在大方。程琳五官端正，容貌姣好。她的歌喉纯净甜润，优美动人。她十三岁就登台演出，唱出了黄河的心声，唱红了黄河。程琳虽然没有陕北口音，却有陕北人的豁达和豪爽。她唱的《信天游》就像黄土高坡上的大风一样余音袅袅，又象黄土高坡上的兰花花一样芬芳飘香。

第六：《走西口》

“走西口”指的是清代以来陕北人民由于生活所迫大规模地北上蒙古谋生。《走西口》这首歌十分凄凉悲壮，是对“走西口”这段辛酸历史的真实写照，同时也表达了陕北人坚贞不渝的爱情观。

歌词共分三段。第一段描述一个女孩对心上人的眷恋。她一听说心上人要走西口，便跑来拉住他的手为他送行。陕北女孩就是这么大方，不像南方女孩只会躲在闺房偷偷地以泪送行。当然，陕北女孩也会伤感。不过，她不想让他伤心，便强行忍住泪水。然而，她毕竟是一个女孩，最后还是伤心得哭了起来, 连她自己都不知道究竟是谁的眼泪在飞。她恨不得跟他一起走，却又因故不能走，心里只盼着他早日回来。第二段是女孩对心上人的嘱咐。陕北女孩的心也很细，她嘱咐他要走大路以免忧愁。她也想劝他别走算了，可是最后她还是不得不放他走，心里只盼着他早日回来。第三段女孩开始诉苦。她知道心上人这一走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回来。她发誓自己决不变心，即使是白头到老也要等他回来。

这首歌有几个版本, 其中冯雪健的版本最感人。冯雪健原籍江苏，在西安长大。她声音像春笋一样尖嫩甜美，是陕北民歌大王。遗憾的是，现在优酷上再也找不到她唱的《走西口》啦。不过，小天使鞍安唱得也不错。

第五：《一无所有》

根深蒂固的儒家文化使得中国老百姓长期以来在情感方面受到压抑。爱在心中口难开，爱到深处人孤独。唐诗宋词除去“青楼”作品，关于爱情的东东所剩无几。唐代情种诗人李商隐尚且不敢正视自己的爱情诗，而是朦胧地将它们列入“无题”的范畴，其他的诗人就更不敢直呼爱情啦。宋代情痴词人秦观只敢在梦中编织牛郎织女的故事，醒来后还要为他们降温：“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五四运动”一阵雷鸣, 为中国送来了西方文明，徐志摩们趁机在空中抓了一把爱情。可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又为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爱情重新躲进了被遗忘的角落。1949年以后，爱情更是被打进了冷宫。“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中小常宝有一句很经典的唱词：“爹想祖母我想娘”。青春期的小常宝没有男朋友，所以只能想母亲。然而，壮年期的老常有老婆也不敢想。著名诗人郭小川将爱情看得比生命还重要, 却让爱情为自由让步。

十年文革结束后, 中国重新打开了国门，首先飘进来的是台湾歌后邓丽君的爱情歌曲。邓丽君的歌曲柔情似水, 一下子融化了众多的革命歌曲、打开了无数少男少女之心。随后，港台流行歌曲潮水般地将爱情带进了中国。爱情在中国站住脚跟之后，走进了千家万户。中国渐渐地也有了自己的歌星，唱着与世无争、不痛不痒的爱情歌曲。这些中国歌星不少都奉行“拿来主义”，翻唱着港台的爱情歌曲。

1986年的一个晚上，朝鲜族歌手崔健走上北京工人体育馆的舞台，自弹自唱了一首他自己作曲和作词的歌曲《一无所有》。他穿着一件黑大褂，背着一把破吉他，两只裤脚一高一低、一头长发一甩一甩地在台上蹦蹦跳跳、弹弹唱唱。崔健的嗓门很高，约带点沙哑，听起来却更加真挚。崔健的演唱很投入，表达了具有反叛精神的年轻一代对爱情的执著和渴望。崔健的演唱引起了台下观众强烈的共鸣，大家纷纷站起来和着崔健的节奏一起扭着唱着。一夜之间，崔健摇身一变竟成了中国的摇滚乐之父。

《一无所有》这首歌曲特别悲凉，体现了爱情的悲剧色彩。歌词共分三段。第一段一上来男孩就直问女孩何时跟他走。可是，女孩总是笑他一无所有。男孩不顾一切地大胆追求，可是女孩还是笑他一无所有。第二段男孩用脚下地球的移动和身边流水的运动来催女孩赶紧跟他走。可是，女孩还是笑他一无所有。这时，男孩有点着急，问女孩为何笑个不停、问自己为何要紧追不舍。难道是女孩嫌他一无所有？最后一段男孩下最后通牒，告诉女孩这是他最后的要求，因为他不能再等了。他要抓起她的双手，强行拉她走。这时，他发现女孩的手在颤抖、心在流泪。男孩终于明白，女孩爱他一无所有。中间的过门交替使用“你何时跟我走？”和“你这就跟我走！”，增添了歌曲的感染力。

《一无所有》是中国流行歌曲的一个里程碑，完全可以和任何一首港台流行歌曲媲美。

第四：《让世界充满爱》

1986 年是国际和平年，不少国家和地区推出了代表自己形象的和平歌曲。美国的摇滚巨星迈克尔·杰克逊和莱昂纳尔·里奇等演唱了《WE ARE THE WORLD》，向全世界庄严宣告：我们是世界警察！我们要维护世界和平！台湾著名作曲家罗大佑带领港台众多明星演唱了《明天会更好》，唱出了和平的心声。中国由郭峰作曲、陈哲等作词创作了一首叫《让世界充满爱》的歌曲。原唱包括程琳、毛阿敏、李玲玉、田震、韦唯、崔健、杭天琪、王虹等音乐界的108将。他们身着牛仔服，手拉手、肩并肩地站在台上轮流呼唤着爱、呼唤着和平。这首歌声势浩大、气度不凡，令人震撼、催人泪下，在中国音乐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笔。

《让世界充满爱》歌词很长，共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写实，通过时间这个自变量产生了和平这个因变量。它回想遥远的过去，告别如梦的昨天，祈求永久的和平，展望灿烂的明天。第二部分主要抒情，通过身体的轻微接触传递爱的信息。大家手拉手、心连心，一起期待美好的未来，一起期盼真心的爱，并互祝幸福平安。第三部分重点祝愿。大家走到一起来，就是为了让世界充满爱，就是为了让明天更美好。

“轻轻地捧着你的脸，为你把眼泪擦干。这颗心永远属于你，告诉我不再孤单……”2008年5月12日汶川发生特大地震后，人们再次用这首歌曲传递爱心。目前，日本正遭受着地震、海啸和核辐射三重灾难。日本人民在灾难面前仍然淡定自若、仍然遵纪守法，赢得了全世界的同情和尊敬。但愿日本的“北国之春”早日来临！但愿《让世界充满爱》这首歌曲也能给他们带来一丝安慰！

第三：《我不想说》

江西自古就有“文章节义之邦”的美誉。这说的是江西先民很会写文章、很会作诗填词。然而，由于江西人比较内敛以及江西方言和普通话相差甚远，江西很少出歌星。江西女孩杨钰莹一出现在歌坛便打破了“江西人不会唱歌”的传言。

杨钰莹长得清纯秀丽、楚楚动人，是当年无数男人的梦中情人。她看上去有点弱不经风，但一张歌喉便让人大吃一惊。想不到世上还有这么动人的歌声、这么甜美的歌喉。

江西的红壤孕育了不少具有江西特色的红歌。当年，《红米饭，南瓜汤》，《闪闪的红星》，《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等江西民歌红遍了全中国。杨钰莹却不靠演唱江西红歌走红，而是靠了一首叫《我不想说》的歌曲赢得了“内地歌坛第一玉女”的美誉。有人甚至认为她的长相和歌喉都超过了台湾歌坛第一玉女孟庭苇。

《我不想说》是电视连续剧《外来妹》的主题歌。它旋律轻松、节奏缓慢，很适合像杨钰莹这样小巧的南方女孩演唱。歌词共分两段，颇具诗情画意。第一段一开始就连续说了两次“我不想说”，颇有幽默感。可是，女孩很诚实、也很自信。她只想说出自己心中的感觉。她看着可爱的天，再摸着自己真实的脸，表示理解对方的心情。最后她连续使用了五个“一样的”字句，目的是要让他知道自己没有变心、让他明白自己也不能没有他。第二段一开始比第一段少用了三个字，看上去有些突兀，但听起来很自然。女孩不再想说自己纯洁、亲切什么的，只想说出爱的感受。她可以拒绝爱，也可以忘掉旧梦，可是就是忘不了他。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明天还要继续。最后重复第一段的五个“一样的”字句，强调自己对他忠贞不渝的爱。

由于一次轰轰烈烈的爱情, 杨钰莹在1997年悄然离开了歌坛。那一年，她才25岁，事业才刚刚开始。其中的原委一言难尽，她遭受的压力可想而知。我不想说，你有太多的委屈。我不想说，你有太多的苦衷。我想说，你很纯洁，也很亲切。我想说，起初不经意的你被红尘中的情缘迷住，想是人世间的错，或前世流传的因果。我想说，爱情不分出身。我想说，爱过就别说抱歉。我想说，你是江西的骄傲。我想说，你的歌声影响了一代人。我想说，歌迷永远热爱你。

第二：《青藏高原》

青藏高原位于中国西部，包括西藏、青海、四川省西部等地区。它是中国最大的高原，也是世界平均海拔最高的高原，有“世界屋脊”之称。青藏高原山峦起伏，其中喜马拉雅山脉中的珠穆朗玛峰是世界上最高的山峰。青藏高原河流纵横交错，是中国母亲河长江和黄河的发祥地。青藏高原冰川覆盖面积约4.7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冰川总面积80％以上。

《青藏高原》这首歌是电视连续剧《天路》的主题歌。电视剧《天路》写的是部队入驻西藏，为西藏修筑“青藏公路”所发生的爱情故事。《青藏高原》气势磅礴，有如千军万马辗转于巍巍高山之中，又如军号战鼓响彻于茫茫冰川之上。《青藏高原》旋律迭宕起伏, 歌颂了悲欢离合的爱情。

歌词共分两段。第一段一开始就用两道问答题 “是谁带来远古的呼唤？是谁留下千年的祈盼？”将听众带进了古老、遥远的青藏高原。接着，两次反问让前面两个问题变得更加扑朔迷离。最后的歌词才给出了答案：原来是青藏高原的山川在呼唤和期盼着一条天路。第二段通过另两道问答题“是谁日夜遥望着蓝天？是谁渴望永久的梦幻？”将听众重新拉回到神秘、苍茫的青藏高原。接着，两次反问再次激起听众的好奇心。最后的歌词同样给出了答案：原来是青藏高原的山川在呼唤和期盼着一条天路。

原唱是河南籍著名歌手李娜。她一开始唱的一连串的感叹词“呀啦索哎” 高亢激昂、神采飞扬，仿佛飞流直下的瀑布，犹如随风飘遥的雪花。接着，她借用河南豫剧中的唱腔将唱词拉长，模仿西藏方言中特有的长腔长调。她的演唱充满了激情，倾注了对青藏高原的爱。她的声音约带哭腔，达到了古人“长歌当哭”的最高境界。她的演唱独具特色，不可复制。她用三个半八度的音量在音乐的立体空间自由驰骋。这首歌曲很难唱，一般的歌手很容易唱砸。它既要求演唱者亲身体验藏高原的高山和冰川，又要求演唱者有高八度的高亢音域。多年来，很多歌手都想模仿李娜的唱法，但始终无人能达到她的境界。李娜演唱的《青藏高原》堪称千古绝唱。

人在事业上到了一定的境界就会停滞不前，往往只有通过信仰才能达到更高的境界。这就是为什么牛顿后半生放弃了他心爱的数学和科学去研究神学，这也是为什么小神童宁泊从科大毕业后会远离滚滚红尘、闭门研究佛学。1997年，李娜在事业达到巅峰的时候突然离开了心爱的歌坛，独自到张家界的天门寺削发为尼。后来，她又辗转到了美国洛杉矶的一家寺庙里修行。但愿像李娜这样的好人一生平安！

第一：《天路》

《天路》这首歌曲和电视连续剧《天路》关系并不大，但的确和“青藏高原”有关。“青藏高原”由于海拔高、山川多，交通极为不便。多年来，藏族同胞一直过着与外世隔绝的日子。他们日夜盼望能有一条通往远方的路，那条路会像天路一样让他们走出西藏、走向世界、走出贫穷、走向小康。2001年，青藏铁路正在紧张的施工之中。眼看着藏族同胞世世代代的梦想就要实现，曲作家印青和词作家屈塬来到了青藏铁路施工现场，写下了这首歌曲。

《天路》的旋律悠长悦耳，具有浓厚的西藏风味。这是一首天曲，用杜甫的诗句“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闻”形容它一点都不过分。歌词是以一个西藏少女的口吻写的，表达了她对天路的无限向往和对家乡的美好祝愿。歌词共分四段，前两段写景，后两段抒情。清晨，少女站在牧场遥望。神鹰披着霞光、彩云飞过蓝天，好一个良辰吉日。黄昏，少女站在山冈远望。一列列火车正在翻山越岭开往家乡，为藏家儿女送来了安康。多么神奇的天路！它把人间的温暖送到了边疆。火车缩短了人们之间的距离，歌声却可以传播得更远。多么神奇的天路！它将人们带进了天堂。青稞酒、酥油茶会更加香甜，幸福的歌声会传得更远。

原唱是藏族女演员巴桑。她凭着宽广的音域和嘹亮的嗓音将《天路》唱得自然天成。不过，真正将《天路》唱红的还是藏族女歌手韩红。另一位藏族女歌手索朗旺姆唱的《天路》也很美。她长得很苗条，唱歌的时候总是面带笑容。她的声音清新自然，像高原上清澈的泉水，又像草原上欢快的百灵。她被称为西藏的“第二个才旦卓玛”。

四川籍美少女阿兰唱的《天路》最动听。阿兰有一半汉族血统，一半藏族血统。她貌若天仙，有一个又高又翘的鼻子，有一双又大又亮的眼睛，有一张小巧的瓜子脸，还有一幅魔鬼般的身材。她声若天籁，有一幅清纯甜美的金嗓子。阿兰在唱《天路》的时候，声音咋听起来有点沙哑，但细听之后才发现那是像砂糖一样的甜脆。我不爱吃糖，但每次听她唱的《天路》都像被灌了蜜一样。我从未去过西藏，甚至从未梦见过西藏，但每次听她唱的《天路》都会有一种走进西藏的冲动。最后两段她唱得尤为精彩，用了藏族方言中特有的长腔。最后一句的高八度更是像火箭一样直冲云天。

不少歌迷称阿兰为“中国的邓丽君”。不久前，阿兰沿着邓丽君的足迹，独自一人到日本发展。但愿她在音乐的天路上一帆风顺！

附录

第十:《妈妈的吻》（朱晓琳）
http://www.youtube.com/watch?v=rh34A08MfDI

第九：《祝酒歌》（李光羲）
http://www.youtube.com/watch?v=5y5dNHRM9nI

第八：《难忘今宵》（李谷一）
http://www.youtube.com/watch?v=ybmKLBx6JFc

第七：《信天游》（程琳）
http://www.youtube.com/watch?v=WNngOCjcTqU

第六：《走西口》（鞍安）
http://www.youtube.com/watch?v=DFdRD3iY7GU

第五：《一无所有》（崔健）
http://www.youtube.com/watch?v=PzH7LSFfa_4

第四：《让世界充满了爱》（少年儿童）
http://www.youtube.com/watch?v=vP-4ouLCoo4

第三：《我不想说》
http://www.youtube.com/watch?v=FFyN1vQCa-Q

第二：《青藏高原》（李娜）
http://www.youtube.com/watch?v=5Vmtvpk2zU4

第一：《天路》（AlanTianLu阿兰）
http://www.youtube.com/watch?v=MbUsD_5jgZ0

曾师傅：二十首中国好歌（上）
http://my.cnd.org/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28428

日期 11-03-24
专题: 华夏快递
文章的URL: http://my.cnd.org/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28505

附录

20。《妹妹找哥泪花流》 http://www.youtube.com/watch?v=-M3pTw1pA9U
19。《在希望的田野上》 http://www.youtube.com/watch?v=ZvP1FyfUUMM&playnext=1&list=PLF094F25238745B86
18。《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http://www.youtube.com/watch?v=A2TM-WD2XEM
17。《常回家看看》 http://www.youtube.com/watch?v=pdobf0q3yRA
16。《山不转水转》 http://www.youtube.com/watch?v=nde272ycWzU
15。《十五的月亮》 http://www.youtube.com/watch?v=DsjnJcUymgM
14。《军港之夜》 http://www.youtube.com/watch?v=2nmDD6tMhjE
13。《血染的风采》 http://www.youtube.com/watch?v=4ka-zqQ5vHI
12。《茉莉花》 http://www.youtube.com/watch?v=c-GN2t_UYss
11。《我的祖国》 http://www.youtube.com/watch?v=Za3ET-BGkYs

日期 11-03-14
专题: 华夏快递
文章的URL: http://my.cnd.org/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28428

剩女独白

2011-03-12T20:05:00.000-08:00

开心一刻

爸爸妈妈，要是我说，万一我要晚几年结婚，先别急，我是说，如果，可能……

你们看，养大我不容易，这么些年，我也没少挨打，你们的掌下明珠我，已经25岁了（在此这年龄又给您二老插一刀）至今，也还没出现个慧眼识珠的主。我在努力了，街上凡是我觉得长的像您女婿的，我都想跟上一步，可人家边上总有个臭丫头挽着。您二老从小教育得好，别人的东西不该打主意，我也就割了爱了；如果有个我看上的又肯娶我，我买明天的票回家收拾细软去，但万一，我说万一，往后的一年、两年、三五年内，这命中给我配好的那男人，也和我一样不识方向，至今始终与我反道而行，您二老千万不带着急的啊，不着急，不着急，地球是圆的，我俩保不准哪天，就一不小心撞了个大满怀。

爸爸妈妈，我知道，咱老家的谁谁谁比我还小几个月呢，儿子都抱上了。和我青梅竹马老拖鼻涕那傻小子，也张罗着订婚了，二老碎碎念得我耳朵都快出茧了！给二老支一招：以后类似喜事，就别去参加了。我高考考不好那会，人家谢师宴，你也爱凑那热闹，丢了面子，回来心里抹不直逮大小事就找茬训我，看看人家卓小她、侯小她，人家够水灵吧，发育还比我好，也还没对象呢，以后就跟她们爸妈玩，甭去搭理那些

抱个孙子的臭显摆的，多伤身伤神啊！

爸爸妈妈，我们这些个闺女，也确实是蜡烛胚，不让早恋的时候吧，和大人老师玩无间道也要尝个鲜，带着奶糖味的小情书谁没写过？勾个手指头就能兴奋得一身冷汗，那做作的小早恋是一边被残酷镇压，一边拼命萌芽，终于熬到了毕业成年，到了法定婚龄了，却发现，即使每天揣着9块钱和户口簿，身边却没有了那个牵着你去民政局照相的人。

你们那个时代，你翻过一座山，我越过一条河，二人见了面。男的不秃不瘸，女的不懒不馋，便凑在了一起，物质匮乏，愿望简单，一心喂饱孩子，供养老人，于是踏踏实实过上了一生，而我们不一样，我们的爱情从滋生的时候起，便被附上了这个时代的压力和特点，记代价，算得失。四周充满着**，它比你们想象的脆弱的多。

我无法把我那段错误的感情经历从开始到结局每一个细节抽丝剥茧讲给你们听，那些好日子的时候，我赖在你们的床上，抱着抱枕，羞答答得说那小子多疼我，可是当它变质的时候，我不愿对你们哭诉我有多么的伤心、我多么像是一个人演了一场苦情大戏，因为既然它被定位为“错误的”，那么这些开心和悲伤，在我的成长路上，不过是点缀路边的小鲜花和小牛粪，我只需要告诉你们，我已经又好好的了，活蹦乱跳，并任然充满着期待和幻想，你们家姑娘不白也不美，就是靠着那股子愚善良，怎么也能捞到个好我这口欲罢不能的！

你们无非是希望我们能早点找到照顾我们，并守护我们的人，只是茫茫人海那么多人，找到一个你爱他，他爱你，彼此性格习惯又很契合，在历经风霜之后，任然彼此信任有勇气携手走一生的，很难。其实在遇上那样的一个人之前，我们也过得很好，我们照顾得好自己，天冷就加衣，超重就减肥；刚上映的贺岁片，我们绝不放过，要是有皱纹敢长出来我们决不能让丫存活；我们逛淘宝，买零食，该花的绝没少花。嫁不出去的日子里，我们一人占一整张床，爱睡大字型就睡大字型，爱睡人字形就睡人字形；可以一人吃整份的火枪腿；我们不会因为任何人改变不吃香菜的习惯，我们也不用忍受任何人不爱洗脚的毛病。不想出门时，可以不洗脸不梳头，爱怎么宅怎么宅，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们就敢面部想怎么扭曲怎么扭曲咧大嘴使劲哭，没人比我们自己更了解自己，所以我们宠自己才宠得最妥帖。

爸爸妈妈，估计上帝是随机发货的，我那口子就是运气背了点，被排的朝后了，此时，他也一定闻到了我那大老远就散发出的大龄库存剩女的味道，玩命儿朝这赶呢，我可是他的肋骨，这么些年，他肯定活得比我还空落落的。咱不跟人比早，咱跟人比往后幸福，至于孙子，您二老就先借隔壁老孔家的玩玩，玩累了再还人，等我跟我儿子他爹会合了，怎么也得给你们生个嫡亲的。

在与我相遇的路上困难重重，你们那苦命的半个儿子，不是已经在披荆斩棘了就是在准备动身的路上了，你二老能不能不急，稍稍等着他点？

"灾难反思"

2011-03-11T08:12:00.001-08:00

新闻报道 | 2011.03.11
日本地震引中国"灾难反思"

3月11日下午,日本仙台以东约130公里的海域发生8.9级强烈地震
Großansicht des Bildes mit der Bildunterschrift: 3月11日下午,日本仙台以东约130公里的海域发生8.9级强烈地震
3月11日下午2时46分,日本仙台以东约130公里的海域发生8.9级强烈地震，这次地震是日本140年来遭受的最强地震。地震发生后，日本政府开放媒体，其紧急救援机制也在灾难中发挥强效。与此同时，中国网络出现"愤青仇日言论，但这些言论立即遭到大多数公众的抨击，中国公民也开始籍日本地震重启"灾难反思"。

日本强震发生后，引世界震惊和关注，在中国，并未完全从四川"汶川地震"中恢复伤痛的国人，除呼吁发起对日本的"人道救助"外，再次对启动新一轮"灾难反思"及中日两国在相似的地震灾难中，在信息公开、紧急救援方面的不同。

在新浪微博及Twitter微博上，“愤青言论”出现在网络上：

网名为“郝妲”的人发布微博：日本地震了！真好！为什么不是震在东京、横滨？为什么不是日本所有的城市都地震呢？为什么只有7.9级呢？它要是10 级该多好啊~~我祈祷全日本都地震。有人甚至在推特上发表推文：“热烈庆祝日本发生特大地震，是中国人就转！”与以往其他中日公共事件中的仇日言论如出一辙。

这些言论一出，《时尚先生》杂志主编钭江明立击回击：“借日本地震检验微博质量，碰到幸灾乐祸者立即拉黑，避免此类违背人性的言论传播。建议各位遇到此类言论，不争论，只拉黑。官方有官方的审查系统，我们有我们的人性审查。”《南方周末》评论员笑蜀也愤怒回应：“从九一一的叫好声到今天日本地震的叫好声，在印证我们国家首要的和最艰巨的工作，是修复人性，否则一切无从谈起。”

四川网友蒲飞推文:：“作为最早在互联网上公布汶川地震爆发消息者之一的我，终生难忘灾区惨烈景象，时至今日也不能释怀，今日日本国面临如此惨景，吾国部分国民居然欢呼雀跃，是为国耻。”

中国知名的评论人“和菜头”也发出推文：“在地震面前，人类只是草木，再无国别。像他们在汶川地震时帮助我们一样帮助日本人民吧。”这些声音成为面对日本地震时，中国大多数国民人性深处的选择。

日本启动紧急灾难应急系统，国民安静有序

日本地震发生后，首相菅直人身穿蓝色急救人员制服出现在日本国家电视台上。他看起来很镇静，语调也很坚定。几小时前，他还因接受不当政治捐款的问题而受到质询和调查;

日本国家电视台NHK不停播报海啸预警、余震预报、损失情况等，指导国民避难。与当时中央电视台对"汶川地震"的灾害报道中，要突出领导视察和指挥形成鲜明对比；

在全球多个对日本地震电视直播中，主持人说：“日本人大量避难于学校，体育馆等公共场所，因为信任这些场所的安全质量和建筑质量，日本国内建筑最安全的不是政府大楼而是学校。反观中国‘汶川地震’，大量校舍倒塌，屹立完好的大多为政府大楼。”

震后第一时间,日本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发表电视讲话，他说：“你们在中小学都学过的避难知识，现在该发挥作用了。”

从网友传来的现场照片看到，大量的日本国民，聚集在学校及体育场等避难处，即使是小学生，也训练有素，安静有序。

日本路边的公共电话已经免费，便于联系家人。

正当中国网民通过多家国外电视台或网络，来了解关于日本地震的相关信息时，中国网民也惊异的发现，中国媒体占据显要媒体位置的依然是"两会"报道，更有甚者，有知情人士告知中国宣传部门的封杀消息：“如有播放与日本大地震相关的境外节目，需立即删除，不得直播或者转播。”

中国没有能力改善和做到救灾管理，只有屏蔽

就日本地震后，日本政府的信息公开、应急管理等，德国之声在采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时，感受到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对中国"汶川地震"的再次反思： “在灾难后的应急机制方面，世界上象中国的不多，中国一旦发生公共事件，就会遮蔽和实行媒体封锁，日本的防灾救灾在世界上是相当成功的，象这次这样大的灾难，整个政府到国民井井有条，关于灾害的报道，救灾防灾系统都如此完善，最重要的是伤亡程度很小，这么大的灾难放在中国是非常可怕的事情，这一系列的灾难管理在中国都做不到。”

张鸣也批评了中国当局“灾难管理”的落后及对信息的屏蔽：“当时‘汶川地震’时，政府以地震是天灾为理由，其实救灾防灾问题、信息公开的问题，是政府的职责，应该做到这些。世界上很多国家，有一整套的灾难管理机制，包括平时的训练、逃生技巧等。最重要的一点，这次日本地震灾难，看出他们的房屋质量非常好，我们在防灾救灾的硬件、软件上都欠缺的情况下，我们的房屋质量还很差，其后的救灾系统和机制都更差，即使‘汶川地震’后，象日本可以作为避难所的小学学校，在中国的小学校舍质量依然很差，政府还不允许去谈论和批评此事，政府无能力改善和做到的事情，只有屏蔽。就在此时，我们甚至有些羡慕日本，我们也期待有一天，我们面对灾难时也会如此。”

日本地震凸显中国“人性灾难”

就中国网络上出现“愤青言论”，德国之声也采访了最先予以回击的《时尚先生》杂志主编钭江明，他认为这是一场“人性灾难”：“在中国还是有这样一些人，被称作'愤青'，这是和我们的教育有关系，我们在学生时代学习的历史知识并不是准确的历史，过度夸大我们曾被列强压迫的历史，对自己民族的所作所为没有反省。我们一直没有人性及爱的教育，及普世价值的尊重，我们在过度强调仇恨，我们所谓的爱是爱祖国、爱党之类，而基于普通人性层面的爱很少，我们的教育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是一种'人性灾难'，虽然说不一定比自然灾难更严重，但会更持久，恢复人性是更难的事情，比对一个'废墟'的重建要难得多。”

他认为这其中根本原因为体制性障碍：“其实中国近年发生的很多事情都和人性有关，包括2010年的'弑童事件''黑砖窑事件''拐卖儿童'等，中国已经突破了人性的底线，主流的官方声音是发展是硬道理，最后引发的结果就是唯GDP是论，为了金钱可以抛弃一切，当初'汶川地震'时，就有文章介绍日本人面对灾难时的态度，我们总是运动式解决问题思路，出现灾难，赶紧开晚会，号召大家捐钱等，地之后，需要一个完善持久的机制来完成的事情，都无人再顾及。这需要制度之外的持久人性力量。”

作者：吴雨

《各国宪法比较》

2011-03-06T18:59:00.000-08:00

刘小东

为什么曹思源要对各国宪法进行比较？他十分困惑！一部据说十分伟大的宪法，竟然保护不了它下至普通公民，上至国家主席的尊严和生命。1967年，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被造反派批斗。造反派一会儿扭住他，让他呈卑躬屈膝状，一会儿又揪住他稀疏的头发，强迫他抬头拍照。一顿拳打脚踢之后，刘少奇鼻青脸肿，鞋子被打丢了，只能光着脚站在地上。批斗会结束，刘少奇被押回办公室。他拿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要求权利。可是宪法根本保护不了他。

根据《世界宪法全书》，曹思源把世界上110个国家的宪法与中国宪法进行比较，有很多惊奇的发现。

1，无产阶级专政

中国宪法是一部专政宪法。中国宪法第一条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曹思源发现，在世界各国宪法中，目前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的宪法宣告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即中国和朝鲜。

民间流行一句话，"无产阶级专政可不是吃素的"。难道它是吃荤的？没错！看看以前专政国家的"业绩"吧。前苏联，十月革命时期的24位政治领导人，有14人被杀害，60名军事领导人，有54人被杀害；有120万普通党员被处死或判以徒刑，斯大林处死的共产党人是沙皇俄国时期的8倍。红色高棉在柬埔寨进行了3 年多的无产阶级专政，竟然把这个国家的700万人口，杀了330万。

2，主权在民

"主权在民"，举世公认，各国宪法都作出了类似规定。中国宪法第二条也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问题在于，人民如何行使自己的权力。许多国家的宪法都规定，人民行使主权有直接和间接两种方式。比如匈牙利宪法规定："一切权利属于人民，它通过选出的代表和以直接的方式行使主权"。中国宪法则规定，"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

对于中国人来说，他们只知道自己的权力有人"代表"行使，根本不知道还有直接行使权力一说。中国人不能直接行使舆论权，对政府官员、政府行为进行评议；不能行使直接投票权，直接选举高级官员和进行公民投票。如果某个独裁者（比如苏哈托）控制了代议机关，全国公民的意见就会无法得到表达，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改变的唯一办法就是到体制外去造反。

实际上，人大代表的"代表权"是有限的而不是无限的，如果全权代表，那不是"代表"而是"代替"了。人民代表可以代表人民发表政见，但不能因此阻止公民直接发表自己的政见。在一些重大决策上，应该由公民进行直接投票进行决策。

3，三权分立

三权分立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宪法的基石。美国宪法的结构甚至就是对三权的详细标注。各国宪法都特别载明，代表人民行使主权的是立法、行政、司法三个权力机构，三权不得集中于同一个机构。三权分立，相互制衡，是治理国家的基础。除了中国以外，全球只有7个国家的宪法，没有确立三权分立。

按照现行中国宪法的描述，中国不讲"三权分立"，而是讲"一府两院"（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对唯一的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负责。人类历史证明，任何国家都应该分权制衡，而不能高度集权。一个不受任何制约、至高无上的权力核心常常会造成沉痛的灾难。

邓小平说，"权力过分集中，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对这个问题长期没有足够的认识，成为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使我们付出了沉痛的代价。现在再也不能不解决了"。----1980年8月18日《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4，公民知情权

世界各国宪法越来越注重保护公民知情权。在110个国家中，有104个国家有"公开化"的条款。公开内容主要有六个方面：审判公开、议会会议公开、条约公开、政党公开、官员经济状况公开、招标公开。议会会议公开，已成为各国通例，并作为一项制度在想法中确立。比如法国宪法规定：国会两院会议公开举行。议事记录要全文刊登于政府公报。中国宪法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它举世震惊的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必须保守国家秘密，却只字不提他们向选民公开信息的义务。主权属于人民，人民要管理国家事务，宪法又不允许他们了解事情的真相。这就是中国宪法的逻辑。

中国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不知情，如何选举公民放心满意的代表？不知情，如何罢免公民不放心的代表？不知情，如何监督人民代表的工作？

5，宪法监督

各国宪法基本上都规定了宪法监督的制度，对违宪行为进行审查。有宪法，却没有宪法监督机制，宪法岂不成了废纸一张？各国宪法监督机构，多由法院承担。其中，由专职法院负责的占53%，由其他司法机构的占30%，由议会负责的占11%，设立宪法委员会的占7%.中国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负责解释和监督宪法实施。但是，那些举报上来的违宪材料，只会躺在人大抽屉里睡大觉。民间有一个笑话：现在唱歌跳舞有人管，偷鸡摸狗有人管，就是违宪没人管。

6，修宪程序

中国自1954宪法以后，都没有规定严格的修宪程序，也没有规定宪法停止生效的特别程序。美国宪法规定："国会在两院三分之二议员认为必要时，应提出本宪法的修正案，或根据各州三分之二州议会的请求，召开制宪会议提出修正案"。其他宪政发达的国家，也都提出了明确具体的修宪程序。良好的修宪程序有效地防止了单一机构垄断修宪权，确保宪法不被随意篡改。

1975年1月，中国第四届全国人大召开了一连串秘密会议，17日会议结束。19日突然发表了公报，声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也已修改完毕。

7，直接选举与间接选举

中国宪法第三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但宪法并没有明确规定直接选举还是间接选举。对之做出规定的是人大代表《选举法》。按照该法，县级以上人大代表是间接选举。间接选举是中国选举的常态。实际上，选举的常态应该是直接选举，它能直接反映民意，真正体现"主权在民"。列宁就说，"只有普遍的、直接的、平等的选举才可以说是民主的选举"。

直选的范围不仅包括议员，有的国家甚至包括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间接选举不是由选民直接挑选最终当选者，很难体现选民的意志。比如，很多老百姓痛恨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但却阻止不了他们"光荣当选"。间接选举之弊，还在于很容易出现威胁、贿赂代表，操纵选举现象。

8，政党规范

在110个国家中，有82个国家对政党作出规范。其中，只有5个国家规定某个执政党要处于特殊地位，另外的国家，不仅没有规定任何政党要处于特殊地位，甚至连政党的名字也不在宪法中出现。它们只是在宪法中对政党行为进行规范。规范内容主要是：一、任何公民都有权组建、参加、退出某个政党。二、保护多党制，绝不能只有一个政党谋求执政地位。三、党国分离原则。政党必须与国家机构分开，政党不可敢于国家司法和军队，国家元首必须中止自己在其政党中的活动，军人、安全和司法人员不能参加任何政党活动。四、政党参与国家管理的方式只能是，出任议员，影响立法；担任政府主要负责人，在工作中体现该党执政思想。五、"票箱里出政权"，政党是否执政，只能依据它在法定选举中得票多少。

极少数国家，对政党地位做出了规定。比如，越南宪法规定，越南共产党是"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力量"。古巴宪法规定，" 古巴共产党是国家和社会的最高领导力量"，还规定，"在党的领导下，共产主义青年联盟努力将其成员培养成未来的党员"。在这些国家的宪法中，不仅规定某个当要处于领导地位，还要把青年作为其后备军和接班人。这不仅让人想起秦始皇。他自封"始皇"，幻想"二世"、"三世"......万万世。秦始皇不成想，到秦二世，秦朝就玩完了。

9，人权

人权范围很广。各国宪法中比较突出的提到的有：国籍选择、宗教自由、新闻自由等。

大多数国家的宪法都有关于国籍的内容。它们大多对双重国籍作了规定，其中不承认双重国籍的只占少数。中国宪法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但是，一个人在什么条件下获得国际？在什么情况下失去本国国籍？能不能同时拥有两个国籍？这些问题在中国宪法中只字未提。对之做出规定的是国籍法。中国的国籍法规定："不承认中国公民具有双重国籍"；中国公民一旦加入外国国籍，就自动丧失中国国籍。很多国家在国际上采取不禁止的态度。按照"法无禁止即允许"的原则，很多国家的公民可以拥有双重国籍。比如，美国和香港。

宗教自由是任何国家的公民都享有一项基本人权。各国在宗教自由问题上，呈现"两多两少"的特点。即大多数国家都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的自由，绝大多数国家都规定宗教活动不能违反宪法和法律；极少数国家只允许公民在头脑里有宗教信仰自由，而没有参与宗教活动的自由，极少数国家用政治和意识形态限制宗教自由。中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

中国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但宪法中并没有保障性条款。根据2001年公布的《出版管理条例》：第一，只有出版单位有权进行出版活动，个人无权自由出版；第二，出版单位的设立要经过行政审批；第三，出版单位设立后，出版活动必须接受政府严格监督。这岂不是说：我承认你有恋爱自由，但你与谁恋爱，必须接受我的审查和监督。菲律宾宪法规定："国家过个人无权垄断大众传播媒介或信息传播设备"。韩国宪法规定："言论、出版不受审批和检查"。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立法"确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

10，国家机构

各国宪法都对国家立法机关、国家元首、行政首脑、军队统帅、司法机构做出了规定。

各国的立法机关有"一院制"和"两院制"的区别。所谓一院制，就是立法机关只设一套机构。所谓两院制，就是设立两套机构的议会制度。这两套机构一般叫参议院与众议院，或上议院与下议院。目前世界上大国一般都采取两院制。如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等。两院制的优点是，既照顾了人口的代表性，又照顾了地区的代表性。就中国而言，如果按人口比例分配人大代表名额，则各地会很不平衡，损害地区利益；如果按省份分配人大代表名额，人口多的省份的公民的平等权利也会受到损害。实际上，假如中国实行两院制，既可以解决公平问题，还可以使立法更慎重和周详，避免草率、武断的决策。

在110个国家中，有76个国家的元首是总统。在三权分立下，总统权力受到制约。中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不把国家主席对万翻译为"Chairman"，而改成"President"，与总统相对应。但是，按照宪法，中国的国家主席对任何事物都没有决定权和否决权，只有"公布权"、"发布权"，充当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传声筒。

在实行总统制的76个国家中，总统直接由选民选举的有52个；总统作为行政首脑掌握行政权力的，有66个。行政首脑如何产生，关系到他对谁负责。政府首脑由选民直选产生，直接对选民负责；政府首脑由议会选举产生，直接对议会负责。后者有一定的危险性。有人会问，议会选举产生行政首脑有何危险性呢？议会产生政府首脑，相当于议会集立法权与行政权于一身，有导致议会专权的可能；一旦某个党派控制了议会的绝对多数，那么它也就掌握了政府首脑及其掌握的国家行政权。此时，国家权力将有失去制衡与监督的危险。

军队属于谁？毫无疑问属于人民。中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属于人民"。为什么属于人民？因为军队是人民花钱养的。既然如此，军队的最高统帅，毫无疑问应该是国家主席。令人乍舌的是，中国宪法竟然规定，全国武装力量的领导权既不归国家元首----国家主席，也不归人民政府----国务院及其总理，而是归一个单独的机构----中央军事委员会。这是全世界的一个特例。

举世公认，司法必须独立。无司法独立，即无司法公正。中国宪法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但中国宪法在司法制度方面有两个重大缺陷：没有确立法官的独立地位；没有规定法官的任命程序。匈牙利宪法规定，"法官独立并只服从于法律"。厄瓜多尔宪法规定，"司法机构独立行使职权"。

世界上为什么要有宪法？宪法的本质在于：保护公民权利，规范公仆权力。它不是光荣榜，没必要把什么人的名字写进去。它不是理论著作，没必要把什么主义、思想写进去。它不是历史书，没必要追溯可歌可泣的历史。它不是党章，没必要把某个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写进去。宪法要体现的是普世价值，要书写的是民意中没有差别的" 公意"。

日期 11-03-06
专题: 华夏快递
文章的URL: http://my.cnd.org/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28367

国保

2011-02-06T08:29:00.001-08:00

中国 | 2011.02.06
"数字时代"揭密国保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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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保是一个不为多大数中国人所知的神秘群体。2月4日，"中国数字时代"网站发出几篇系列文章，介绍中国"国保"的组成、工作对象、工作内容等。2月5日，中国数字时代网站遭到攻击,数小时不能登陆。

中国的秘密警察

此次中国数字时代网站上"揭密"的部分内容，在维基百科上也曾有介绍："国内安全保卫支队，简称国保支队或国保，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各地公安局下属的支队，主要的工作方式包括侦查、劝说、软禁、拘押乃至刑讯等，对象包括政治异议人士、被其认定的非法组织（有的被称为邪教组织）以及上访者（被称为越级上访）。"

"国保支队在行动时时常采取突击、秘密的方式，经常被维权人士报告基其有不遵循通常的法律程序的行为：不出示证件、恐吓辱骂、限制人身自由、殴打等。"

早已有很多公民对其合法性产生怀疑，认为该支队与盖世太保类似，不利于社会的民主进步。亦有人指出，国保支队之职能实质上与西方国家之情报机关下属的国内安全机关一致，其机构设置合理合法。至于其行动与性质常常出现不利于社会民主进步的一面，则与中国政治制度有关。

"面无表情的男男女女"

2006年9月20日，在维权人士胡佳被国保软禁的第65天，他的妻子曾金燕于北京家中，写下一篇关于国保的文章："每天只要我走出家门，在我的视野范围内就出现一群面无表情的可怜男子，偶尔也夹杂几名女性。他们从来不说自己是谁、为什么会在这里、为什么每天跟着我、为什么要拿着偷拍机……但我知道他们属于公安部的精锐力量--国保。"

此次中国数字时代网站上系列文章中批露，中国国保工作对象为："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他们不一定是社会名人，但是他们在中国国内，有广泛的人际关系或为一群共同命运伙伴的代言人；有自己独特的主张--在经济、文化或政治领域，与当局或"主旋律"持有不同的观点并且坚持表达自己的意见；可能涉及维权--或者维护经济权益，如小区业主和失地农民等；或者维护文化权益，如画家和艺术家；或者维护政治权利，如坚持新闻和表达自由的记者、作家，坚持信仰的家庭教会成员和支持达赖喇嘛的藏传佛教信徒等......"

曾金燕根据实际经验认为，现实中的国保远比维基百科上的定义还要"强大" ："在我所知被国保骚扰、侵犯的案例中，人群涵盖范围很广。有民间组织工作者、志愿者、律师、画家、摄影师或独立纪录片拍摄者、艺术家、自由职业者、记者、作家、诗人、学者、学生社团组织者、有自主意识的农民、艾滋病感染者/患者、维权业主、拆迁户、有宗教信仰的人士、退伍军人、上访者、残疾人士、儿童……"

长远规划和实施方案

有网友在网上贴出一份署有"机密"字样的"皖公办通报"（9）--安徽省公安厅办公室2001年3月6日的文件内容：除对"法轮功"严密监控和镇压外，特别指出安徽省各级公安机关"围绕中国两会、台湾地区大选、国际人权会议召开、'六四'、国庆等敏感期和节假日，以项目侦控为主线，严密架网控制、落实重点人管制措施。稳步推进秘密力量建设，制定国内安全保卫秘密力量建设中、长远规则和年度实施方案。"其中安徽省的工作得到时任中国公安部副部长田期玉的批示"安徽省对重点人员的控制工作值得表彰，以利再战。"

此次中国数字时代网站上还登出浙江省绍兴市公安局国保支队政委杨光伟的一份报告，指出不被人所知的"专门内容特报"制度，即国保直接向政府领导汇报和服务于政府部门。

中国网民根据国保的谐音将其称为"熊猫"，据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介绍，每到重大的公共事件纪念日，都会有"熊猫"倾巢出动，遍布角落，如在"六四事件"的纪念日，在天安门广场，他们大多着便装，盯防每个人。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曾在 "六四事件"二十周年和二十一周年的天安门广场去做观察，秘密警察一旦发现有人献花或穿纪念T恤、在广场静坐纪念、打出标语者立即冲上前，将人迅速掠进没有明显标识的车内带走。"六四事件"二十周年纪念时，在天安门广场先后有几十位自发悼念者被秘密警察带走。

凌驾于法律之上

就中国国保系统的合法性，及对公民个体权利的侵犯等，德国之声采访了中国知名的维权律师江天勇，他认为："从公开的法律来说，现在国保所作的一切都没有法律依据，也是违法的，但是在公安系统内部都这样运作，而且从原来曝光的2010年浙江省国保对重点人员动态控制这个具体的事情可以做出判断，他们所做的一切绝对没有法律依据，通常情况是内部秘密运作，国保们现在所作的这一切是从公安部到省，到市三级联动的管控系统，他们不是为服务民众，名义上是保护国家安全，但实际上完全是为一个政党服务。他们对公民生活的监控，骚扰是无所不在的，虽然公民知道他们的管控违法，可是却没有任何救济途径。国保的行为凌驾在法律规范之外。"

对于公民不断在网络上曝光国保的行为，包括此次中国数字时代网站揭密国保，江天勇予以了肯定："公民的曝光当然是对他们有效的打击方式，一方面国保个人面对公民对他们的曝光，内心多少会有恐惧，原来他们以为很多人恐惧他们而不管对他们怎么样！从现在看来，他们没有对公民的曝光行为采取法律上的措施，可见他们知道自己的所为是违法的，所以公民应该把自己知晓的秘密警察对我们人身权利的侵犯的事情曝光出来，也有利于大家相互间沟通信息、有利于大家相互防范。"

作者：吴雨

Supermarkets Inc

2011-01-27T18:46:00.000-08:00

http://www.cnbc.com/id/40887785/

: Inside a $500 Billion Money Machine -- The modern American supermarket uses every device in its arsenal to learn as much as it can about its customers -- watching, trailing, and analyzing their shopping habits in ways you'd never imagine. Find out what the supermarket industry knows about you -- and what you don't know about them.
Supermarkets Inc: Inside a $500 Billion Money Machine -- The modern American supermarket uses every device in its arsenal to learn as much as it can about its customers -- watching, trailing, and analyzing their shopping habits in ways you'd never imagine. Find out what the supermarket industry knows about you -- and what you don't know about them.
Premieres Thursday, January 27th 9p | 10p | 12a |1a ET

The typical modern American supermarket stocks 48,000 items, each battling for precious shelf space. How do they get there? Why are they arranged the way they are? Did you know that some stores use heat maps to track which aisles you walk down — and which ones you don't? Or that they put the milk at the end of the aisle so you're forced to pass a hundred other items on your way to get it? It's all done to gain an edge in a cutthroat business built on razor-thin margins.

CNBC’s Tyler Mathisen goes behind the scenes for a fascinating look at today’s supermarket industry. It is the story of a crowded and brutal business generating half a trillion dollars in annual sales. Established brands like Safeway, Giant Eagle and Kroger are cultural icons as familiar as our own street names, but they are under constant attack from brilliant upstarts like Whole Foods, big box retailers like Wal-Mart and Costco, and from ever-changing public tastes. Go behind the familiar facade of your neighborhood market to see how it really works.

Current DateTime: 06:35:01 27 Jan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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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tch the Preview

Program Highlights
A Busy Supermarket
A Day in the Life
The ultimate example of bountiful America is the modern day supermarket. It’s a demanding business catering to millions of shoppers who last year earned the industry more than $500 billion in yearly sales.

Current DateTime: 06:34:59 27 Jan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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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eedy, Personalized Grocery Checkout

The Psychology of Shopping
The Psychology of Shopping
There’s a dizzying array of high-tech tools in the age-old struggle to sell — heat maps tracking the aisles you walk down, video monitoring and loyalty cards — supermarkets are using every device in their arsenal to learn as much as they can about you.

Current DateTime: 06:34:53 27 Jan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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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Future of Shopping is High-Tech

The Battle for Shelf Space
The Battle for Shelf Space
Shelf space is limited and for every bottle, box or package, there’s a desperate competitor fighting for that same turf. For an established brand like Henkel, makers of Dial soap and Right Guard deodorant, there’s a never-ending struggle to stay fresh, current and on display.
Whole Foods Market
Whole Foods
Whole Foods is arguably the most influential, and by some measures, the most successful supermarket chain in the world. The specialty gourmet store has grown into a Fortune-300 company offering specialty foods and locally grown organic produce.
Kaune’s Supermarket
Independent Groceries
In many towns across the country, there remains one or two locally owned, independent grocers. In Santa Fe, N.M., that would be Kaune’s — a nearly 100-year-old neighborhood market where customer service helps set the store apart from the national chains.

惠普企业云

2011-01-27T18:08:00.000-08:00

惠普宣布推出企业云服务突显混合交付模式

存储在线 11年01月26日

导读：惠普将直接向企业用户提供自己的企业云服务，其已经宣布推出一项基于多种交付模式的云基础设施构建服务。

关键词：惠普云 3PAR

DOSTOR存储在线1月26日国际报道：惠普将直接向企业用户提供自己的企业云服务，其已经宣布推出一项基于多种交付模式的云基础设施构建服务。

惠普称，这项新服务的混合交付模式将传统IT与基于服务级协议的私有和公共云服务整合在一起。它打算提供一种全方位服务，比如转换应用和管理以及监控云服务，帮助企业迁移到它自己的私有云中，同时还可以使用公共云。最主要的优势是企业用户可以用这种混合交付方式变成所谓的"Instant-On"企业，按照小时甚至分钟而不是按天、星期和月来提供商品和/或服务。

企业云服务所用的计算设备位于惠普自己的数据中心，而且惠普声称，那些计算设备配置灵活，可自动化运作。惠普称，它可以是受控或非受控的服务，可以为生产级应用服务。

惠普称，亚马逊的EC2服务主要面向开发商和中小型企业，但不适合大型企业。它的安全性、可靠性和合规性并不适用于大型企业的生产级应用。

惠普以后还将提供更多的Enterprise Cloud Services服务，据说其中有一些将专为电子邮件和通讯、ERP、CRM和数据库量身打造。

如果用户不想使用惠普的公共云，他们可以用惠普的Cloud System建立自己的私有云。这种整合式服务结合了惠普的Converged Infrastructure硬件和系统软件（Blade System Matrix、连网软件和存储软件）。

惠普还宣布推出了一套名为Cloud Service Automation的服务，专门为Cloud System服务。惠普EMEA市场的创新主管Ian Brooks称："它就象是自动导航的云，包括许多预置模板供用户选用。 3PAR存储设备与Tipping Point的整合就是最好的例子。"

客户可以用这项自动化服务引进自助云端口和服务目录，利用服务提供的工具来管理云服务的设计和部署，管理云服务级协议，管理不同种类的物理、虚拟、私有和公共云资源以及混合环境。

这项服务的硬件环境为X86系统，与Blade System Matrix的核心一样。

惠普称，Cloud System将与其Enterprise Cloud Services整合，突显混合交付模式。

惠普还将为企业最高层主管提供为期一天的云发现研讨会，让高管可以就云计算如何以及为何要迁移企业以获得降低资本开支和运营开支的优势进行讨论。

惠普还有很多正在进行之中的计划，目的是向中小型企业推广其云服务。

Enterprise Cloud Services-Compute将于2月推出。Cloud Service Automation和Cloud Discovery Workshop现在已经推出。

State of the Union speech 2011

2011-01-25T19:40:00.000-08:00

Mr. Speaker, Mr. Vice President, Members of Congress, distinguished
guests, and fellow Americans:
Tonight I want to begin by congratulating the men and women of the
112th Congress, as well as your new Speaker, John Boehner. And as we
mark this occasion, we are also mindful of the empty chair in this
Chamber, and pray for the health of our colleague – and our friend –
Gabby Giffords.
It’s no secret that those of us here tonight have had our differences
over the last two years. The debates have been contentious; we have
fought fiercely for our beliefs. And that’s a good thing. That’s what
a robust democracy demands. That’s what helps set us apart as a
nation.
But there’s a reason the tragedy in Tucson gave us pause. Amid all the
noise and passions and rancor of our public debate, Tucson reminded us
that no matter who we are or where we come from, each of us is a part
of something greater – something more consequential than party or
political preference.
We are part of the American family. We believe that in a country where
every race and faith and point of view can be found, we are still
bound together as one people; that we share common hopes and a common
creed; that the dreams of a little girl in Tucson are not so different
than those of our own children, and that they all deserve the chance
to be fulfilled.
That, too, is what sets us apart as a nation.
Now, by itself, this simple recognition won’t usher in a new era of
cooperation. What comes of this moment is up to us. What comes of this
moment will be determined not by whether we can sit together tonight,
but whether we can work together tomorrow.
I believe we can. I believe we must. That’s what the people who sent
us here expect of us. With their votes, they’ve determined that
governing will now be a shared responsibility between parties. New
laws will only pass with support from Democrats and Republicans. We
will move forward together, or not at all – for the challenges we face
are bigger than party, and bigger than politics.
At stake right now is not who wins the next election – after all, we
just had an election. At stake is whether new jobs and industries take
root in this country, or somewhere else. It’s whether the hard work
and industry of our people is rewarded. It’s whether we sustain the
leadership that has made America not just a place on a map, but a
light to the world.
We are poised for progress. Two years after the worst recession most
of us have ever known, the stock market has come roaring back.
Corporate profits are up. The economy is growing again.
But we have never measured progress by these yardsticks alone. We
measure progress by the success of our people. By the jobs they can
find and the quality of life those jobs offer. By the prospects of a
small business owner who dreams of turning a good idea into a thriving
enterprise. By the opportunities for a better life that we pass on to
our children.
That’s the project the American people want us to work on. Together.
We did that in December. Thanks to the tax cuts we passed, Americans’
paychecks are a little bigger today. Every business can write off the
full cost of the new investments they make this year. These steps,
taken by Democrats and Republicans, will grow the economy and add to
the more than one million private sector jobs created last year.
But we have more work to do. The steps we’ve taken over the last two
years may have broken the back of this recession – but to win the
future, we’ll need to take on challenges that have been decades in the
making.
Many people watching tonight can probably remember a time when finding
a good job meant showing up at a nearby factory or a business
downtown. You didn’t always need a degree, and your competition was
pretty much limited to your neighbors. If you worked hard, chances are
you’d have a job for life, with a decent paycheck, good benefits, and
the occasional promotion. Maybe you’d even have the pride of seeing
your kids work at the same company.
That world has changed. And for many, the change has been painful.
I’ve seen it in the shuttered windows of once booming factories, and
the vacant storefronts of once busy Main Streets. I’ve heard it in the
frustrations of Americans who’ve seen their paychecks dwindle or their
jobs disappear – proud men and women who feel like the rules have been
changed in the middle of the game.
They’re right. The rules have changed. In a single generation,
revolutions in technology have transformed the way we live, work and
do business. Steel mills that once needed 1,000 workers can now do the
same work with 100. Today, just about any company can set up shop,
hire workers, and sell their products wherever there’s an internet
connection.
Meanwhile, nations like China and India realized that with some
changes of their own, they could compete in this new world. And so
they started educating their children earlier and longer, with greater
emphasis on math and science. They’re investing in research and new
technologies. Just recently, China became home to the world’s largest
private solar research facility, and the world’s fastest computer.
So yes, the world has changed. The competition for jobs is real. But
this shouldn’t discourage us. It should challenge us. Remember – for
all the hits we’ve taken these last few years, for all the naysayers
predicting our decline, America still has the largest, most prosperous
economy in the world. No workers are more productive than ours. No
country has more successful companies, or grants more patents to
inventors and entrepreneurs. We are home to the world’s bes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here more students come to study than any other
place on Earth.
What’s more, we are the first nation to be founded for the sake of an
idea – the idea that each of us deserves the chance to shape our own
destiny. That is why centuries of pioneers and immigrants have risked
everything to come here. It’s why our students don’t just memorize
equations, but answer questions like “What do you think of that idea?
What would you change about the world? What do you want to be when you
grow up?”
The future is ours to win. But to get there, we can’t just stand
still. As Robert Kennedy told us, “The future is not a gift. It is an
achievement.” Sustaining the American Dream has never been about
standing pat. It has required each generation to sacrifice, and
struggle, and meet the demands of a new age.
Now it’s our turn. We know what it takes to compete for the jobs and
industries of our time. We need to out-innovate, out-educate, and
out-build the rest of the world. We have to make America the best
place on Earth to do business. We need to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our
deficit, and reform our government. That’s how our people will
prosper. That’s how we’ll win the future. And tonight, I’d like to
talk about how we get there.
The first step in winning the future is encouraging American innovation.
None of us can predict with certainty what the next big industry will
be, or where the new jobs will come from. Thirty years ago, we
couldn’t know that something called the Internet would lead to an
economic revolution. What we can do – what America does better than
anyone – is spark the creativity and imagination of our people. We
are the nation that put cars in driveways and computers in offices;
the nation of Edison and the Wright brothers; of Google and Facebook.
In America, innovation doesn’t just change our lives. It’s how we make
a living.
Our free enterprise system is what drives innovation. But because it’s
not always profitable for companies to invest in basic research,
throughout history our government has provided cutting-edge scientists
and inventors with the support that they need. That’s what planted
the seeds for the Internet. That’s what helped make possible things
like computer chips and GPS.
Just think of all the good jobs – from manufacturing to retail – that
have come from those breakthroughs.
Half a century ago, when the Soviets beat us into space with the
launch of a satellite called Sputnik¸ we had no idea how we’d beat
them to the moon. The science wasn’t there yet. NASA didn’t even
exist. But after investing in better research and education, we
didn’t just surpass the Soviets; we unleashed a wave of innovation
that created new industries and millions of new jobs.
This is our generation’s Sputnik moment. Two years ago, I said that we
needed to reach a level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we haven’t seen
since the height of the Space Race. In a few weeks, I will be sending
a budget to Congress that helps us meet that goal. We’ll invest in
biomedical research,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especially clean
energy technology – an investment that will strengthen our security,
protect our planet, and create countless new jobs for our people.
Already, we are seeing the promise of renewable energy. Robert and
Gary Allen are brothers who run a small Michigan roofing company.
After September 11th, they volunteered their best roofers to help
repair the Pentagon. But half of their factory went unused, and the
recession hit them hard.
Today, with the help of a government loan, that empty space is being
used to manufacture solar shingles that are being sold all across the
country. In Robert’s words, “We reinvented ourselves.”
That’s what Americans have done for over two hundred years: reinvented
ourselves. And to spur on more success stories like the Allen
Brothers, we’ve begun to reinvent our energy policy. We’re not just
handing out money. We’re issuing a challenge. We’re telling America’s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that if they assemble teams of the best minds
in their fields, and focus on the hardest problems in clean energy,
we’ll fund the Apollo Projects of our time.
At the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they’re developing a way to
turn sunlight and water into fuel for our cars. At Oak Ridge National
Laboratory, they’re using supercomputers to get a lot more power out
of our nuclear facilities. With more research and incentives, we can
break our dependence on oil with biofuels, and become the first
country to have 1 million electric vehicles on the road by 2015.
We need to get behind this innovation. And to help pay for it, I’m
asking Congress to eliminate the billions in taxpayer dollars we
currently give to oil companies. I don’t know if you’ve noticed, but
they’re doing just fine on their own. So instead of subsidizing
yesterday’s energy, let’s invest in tomorrow’s.
Now, clean energy breakthroughs will only translate into clean energy
jobs if businesses know there will be a market for what they’re
selling. So tonight, I challenge you to join me in setting a new goal:
by 2035, 80% of America’s electricity will come from clean energy
sources. Some folks want wind and solar. Others want nuclear, clean
coal, and natural gas. To meet this goal, we will need them all – and
I urge Democrats and Republicans to work together to make it happen.
Maintaining our leadership in research and technology is crucial to
America’s success. But if we want to win the future – if we want
innovation to produce jobs in America and not overseas – then we also
have to win the race to educate our kids.
Think about it. Over the next ten years, nearly half of all new jobs
will require education that goes beyond a high school degree. And yet,
as many as a quarter of our students aren’t even finishing high
school. The quality of our math and science education lags behind many
other nations. America has fallen to 9th in the proportion of young
people with a college degree. And so the question is whether all of us
– as citizens, and as parents – are willing to do what’s necessary to
give every child a chance to succeed.
That responsibility begins not in our classrooms, but in our homes and
communities. It’s family that first instills the love of learning in a
child. Only parents can make sure the TV is turned off and homework
gets done. We need to teach our kids that it’s not just the winner of
the Super Bowl who deserves to be celebrated, but the winner of the
science fair; that success is not a function of fame or PR, but of
hard work and discipline.
Our schools share this responsibility. When a child walks into a
classroom, it should be a place of high expectations and high
performance. But too many schools don’t meet this test. That’s why
instead of just pouring money into a system that’s not working, we
launched a competition called Race to the Top. To all fifty states,
we said, “If you show us the most innovative plans to improve teacher
quality and student achievement, we’ll show you the money.”
Race to the Top is the most meaningful reform of our public schools in
a generation. For less than one percent of what we spend on education
each year, it has led over 40 states to raise their standards for
teaching and learning. These standards were developed, not by
Washington, but by Republican and Democratic governors throughout the
country. And Race to the Top should be the approach we follow this
year as we replace No Child Left Behind with a law that is more
flexible and focused on what’s best for our kids.
You see, we know what’s possible for our children when reform isn’t
just a top-down mandate, but the work of local teachers and
principals; school boards and communities.
Take a school like Bruce Randolph in Denver. Three years ago, it was
rated one of the worst schools in Colorado; located on turf between
two rival gangs. But last May, 97% of the seniors received their
diploma. Most will be the first in their family to go to college. And
after the first year of the school’s transformation, the principal who
made it possible wiped away tears when a student said “Thank you, Mrs.
Waters, for showing… that we are smart and we can make it.”
Let’s also remember that after parents, the biggest impact on a
child’s success comes from the man or woman at the front of the
classroom. In South Korea, teachers are known as “nation builders.”
Here in America, it’s time we treated the people who educate our
children with the same level of respect. We want to reward good
teachers and stop making excuses for bad ones. And over the next ten
years, with so many Baby Boomers retiring from our classrooms, we want
to prepare 100,000 new teachers in the fields of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th.
In fact, to every young person listening tonight who’s contemplating
their career choice: If you want to make a difference in the life of
our nation; if you want to make a difference in the life of a child –
become a teacher. Your country needs you.
Of course, the education race doesn’t end with a high school diploma.
To compete, higher education must be within reach of every American.
That’s why we’ve ended the unwarranted taxpayer subsidies that went to
banks, and used the savings to make college affordable for millions of
students. And this year, I ask Congress to go further, and make
permanent our tuition tax credit – worth $10,000 for four years of
college.
Because people need to be able to train for new jobs and careers in
today’s fast-changing economy, we are also revitalizing America’s
community colleges. Last month, I saw the promise of these schools at
Forsyth Tech in North Carolina. Many of the students there used to
work in the surrounding factories that have since left town. One
mother of two, a woman named Kathy Proctor, had worked in the
furniture industry since she was 18 years old. And she told me she’s
earning her degree in biotechnology now, at 55 years old, not just
because the furniture jobs are gone, but because she wants to inspire
her children to pursue their dreams too. As Kathy said, “I hope it
tells them to never give up.”
If we take these steps – if we raise expectations for every child, and
give them the best possible chance at an education, from the day
they’re born until the last job they take – we will reach the goal I
set two years ago: by the end of the decade, America will once again
have the highest proportion of college graduates in the world.
One last point about education. Today, there are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students excelling in our schools who are not American citizens.
Some are the children of undocumented workers, who had nothing to do
with the actions of their parents. They grew up as Americans and
pledge allegiance to our flag, and yet live every day with the threat
of deportation. Others come here from abroad to study in ou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But as soon as they obtain advanced degrees, we send
them back home to compete against us. It makes no sense.
Now, I strongly believe that we should take on, once and for all, the
issue of illegal immigration. I am prepared to work with Republicans
and Democrats to protect our borders, enforce our laws and address the
millions of undocumented workers who are now living in the shadows. I
know that debate will be difficult and take time. But tonight, let’s
agree to make that effort. And let’s stop expelling talented,
responsible young people who can staff our research labs, start new
businesses, and further enrich this nation.
The third step in winning the future is rebuilding America. To attract
new businesses to our shores, we need the fastest, most reliable ways
to move people, goods, and information – from high-speed rail to
high-speed internet.
Our infrastructure used to be the best – but our lead has slipped.
South Korean homes now have greater internet access than we do.
Countries in Europe and Russia invest more in their roads and railways
than we do. China is building faster trains and newer airports.
Meanwhile, when our own engineers graded our nation’s infrastructure,
they gave us a “D.”
We have to do better. America is the nation that built the
transcontinental railroad, brought electricity to rural communities,
and constructed the interstate highway system. The jobs created by
these projects didn’t just come from laying down tracks or pavement.
They came from businesses that opened near a town’s new train station
or the new off-ramp.
Over the last two years, we have begun rebuilding for the 21st
century, a project that has meant thousands of good jobs for the
hard-hit construction industry. Tonight, I’m proposing that we
redouble these efforts.
We will put more Americans to work repairing crumbling roads and
bridges. We will make sure this is fully paid for, attract private
investment, and pick projects based on what’s best for the economy,
not politicians.
Within 25 years, our goal is to give 80% of Americans access to
high-speed rail, which could allow you go places in half the time it
takes to travel by car. For some trips, it will be faster than flying
– without the pat-down. As we speak, routes in California and the
Midwest are already underway.
Within the next five years, we will make it possible for business to
deploy the next generation of high-speed wireless coverage to 98% of
all Americans. This isn’t just about a faster internet and fewer
dropped calls. It’s about connecting every part of America to the
digital age. It’s about a rural community in Iowa or Alabama where
farmers and small business owners will be able to sell their products
all over the world. It’s about a firefighter who can download the
design of a burning building onto a handheld device; a student who can
take classes with a digital textbook; or a patient who can have
face-to-face video chats with her doctor.
All these investments – in innovation, education, and infrastructure –
will make America a better place to do business and create jobs. But
to help our companies compete, we also have to knock down barriers
that stand in the way of their success.
Over the years, a parade of lobbyists has rigged the tax code to
benefit particular companies and industries. Those with accountants or
lawyers to work the system can end up paying no taxes at all. But all
the rest are hit with one of the highest corporate tax rates in the
world. It makes no sense, and it has to change.
So tonight, I’m asking Democrats and Republicans to simplify the
system. Get rid of the loopholes. Level the playing field. And use the
savings to lower the corporate tax rate for the first time in 25 years
– without adding to our deficit.
To help businesses sell more products abroad, we set a goal of
doubling our exports by 2014 – because the more we export, the more
jobs we create at home. Already, our exports are up. Recently, we
signed agreements with India and China that will support more than
250,000 job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last month, we finalized a
trade agreement with South Korea that will support at least 70,000
American jobs. This agreement has unprecedented support from business
and labor; Democrats and Republicans, and I ask this Congress to pass
it as soon as possible.
Before I took office, I made it clear that we would enforce our trade
agreements, and that I would only sign deals that keep faith with
American workers, and promote American jobs. That’s what we did with
Korea, and that’s what I intend to do as we pursue agreements with
Panama and Colombia, and continue our Asia Pacific and global trade
talks.
To reduce barriers to growth and investment, I’ve ordered a review of
government regulations. When we find rules that put an unnecessary
burden on businesses, we will fix them. But I will not hesitate to
create or enforce commonsense safeguards to protect the American
people. That’s what we’ve done in this country for more than a
century. It’s why our food is safe to eat, our water is safe to drink,
and our air is safe to breathe. It’s why we have speed limits and
child labor laws. It’s why last year, we put in place consumer
protections against hidden fees and penalties by credit card
companies, and new rules to prevent another financial crisis. And it’s
why we passed reform that finally prevents the health insurance
industry from exploiting patients.
Now, I’ve heard rumors that a few of you have some concerns about the
new health care law. So let me be the first to say that anything can
be improved. If you have ideas about how to improve this law by making
care better or more affordable, I am eager to work with you. We can
start right now by correcting a flaw in the legislation that has
placed an unnecessary bookkeeping burden on small businesses.
What I’m not willing to do is go back to the days when insurance
companies could deny someone coverage because of a pre-existing
condition. I’m not willing to tell James Howard, a brain cancer
patient from Texas, that his treatment might not be covered. I’m not
willing to tell Jim Houser, a small business owner from Oregon, that
he has to go back to paying $5,000 more to cover his employees. As we
speak, this law is making prescription drugs cheaper for seniors and
giving uninsured students a chance to stay on their parents’ coverage.
So instead of re-fighting the battles of the last two years, let’s fix
what needs fixing and move forward.
Now, the final step – a critical step – in winning the future is to
make sure we aren’t buried under a mountain of debt.
We are living with a legacy of deficit-spending that began almost a
decade ago. And in the wake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some of that was
necessary to keep credit flowing, save jobs, and put money in people’s
pockets.
But now that the worst of the recession is over, we have to confront
the fact that our government spends more than it takes in. That is not
sustainable. Every day, families sacrifice to live within their
means. They deserve a government that does the same.
So tonight, I am proposing that starting this year, we freeze annual
domestic spending for the next five years. This would reduce the
deficit by more than $400 billion over the next decade, and will bring
discretionary spending to the lowest share of our economy since Dwight
Eisenhower was president.
This freeze will require painful cuts. Already, we have frozen the
salaries of hardworking federal employees for the next two years.
I’ve proposed cuts to things I care deeply about, like community
action programs.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has also agreed to cut tens
of billions of dollars in spending that he and his generals believe
our military can do without.
I recognize that some in this Chamber have already proposed deeper
cuts, and I’m willing to eliminate whatever we can honestly afford to
do without. But let’s make sure that we’re not doing it on the backs
of our most vulnerable citizens. And let’s make sure what we’re
cutting is really excess weight. Cutting the deficit by gutting our
investments in innovation and education is like lightening an
overloaded airplane by removing its engine. It may feel like you’re
flying high at first, but it won’t take long before you’ll feel the
impact.
Now, most of the cuts and savings I’ve proposed only address annual
domestic spending, which represents a little more than 12% of our
budget. To make further progress, we have to stop pretending that
cutting this kind of spending alone will be enough. It won’t.
The bipartisan Fiscal Commission I created last year made this crystal
clear. I don’t agree with all their proposals, but they made important
progress. And their conclusion is that the only way to tackle our
deficit is to cut excessive spending wherever we find it – in domestic
spending, defense spending, health care spending, and spending through
tax breaks and loopholes.
This means further reducing health care costs, including programs like
Medicare and Medicaid, which are the single biggest contributor to our
long-term deficit. Health insurance reform will slow these rising
costs, which is part of why nonpartisan economists have said that
repealing the health care law would add a quarter of a trillion
dollars to our deficit. Still, I’m willing to look at other ideas to
bring down costs, including one that Republicans suggested last year:
medical malpractice reform to rein in frivolous lawsuits.
To put us on solid ground, we should also find a bipartisan solution
to strengthen Social Security for future generations. And we must do
it without putting at risk current retirees, the most vulnerable, or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without slashing benefits for future
generations; and without subjecting Americans’ guaranteed retirement
income to the whims of the stock market.
And if we truly care about our deficit, we simply cannot afford a
permanent extension of the tax cuts for the wealthiest 2% of
Americans. Before we take money away from our schools, or scholarships
away from our students, we should ask millionaires to give up their
tax break.
It’s not a matter of punishing their success. It’s about promoting
America’s success.
In fact, the best thing we could do on taxes for all Americans is to
simplify the individual tax code. This will be a tough job, but
members of both parties have expressed interest in doing this, and I
am prepared to join them.
So now is the time to act. Now is the time for both sides and both
houses of Congress – Democrats and Republicans – to forge a principled
compromise that gets the job done. If we make the hard choices now to
rein in our deficits, we can make the investments we need to win the
future.
Let me take this one step further. We shouldn’t just give our people a
government that’s more affordable. We should give them a government
that’s more competent and efficient. We cannot win the future with a
government of the past.
We live and do business in the information age, but the last major
reorganization of the government happened in the age of black and
white TV. There are twelve different agencies that deal with exports.
There are at least five different entities that deal with housing
policy. Then there’s my favorite example: the Interior Department is
in charge of salmon while they’re in fresh water, but the Commerce
Department handles them in when they’re in saltwater. And I hear it
gets even more complicated once they’re smoked.
Now, we have made great strides over the last two years in using
technology and getting rid of waste. Veterans can now download their
electronic medical records with a click of the mouse. We’re selling
acres of federal office space that hasn’t been used in years, and we
will cut through red tape to get rid of more. But we need to think
bigger. In the coming months, my administration will develop a
proposal to merge, consolidate, and reorganize the federal government
in a way that best serves the goal of a more competitive America. I
will submit that proposal to Congress for a vote – and we will push to
get it passed.
In the coming year, we will also work to rebuild people’s faith in the
institution of government. Because you deserve to know exactly how
and where your tax dollars are being spent, you will be able to go to
a website and get that information for the very first time in history.
Because you deserve to know when your elected officials are meeting
with lobbyists, I ask Congress to do what the White House has already
done: put that information online. And because the American people
deserve to know that special interests aren’t larding up legislation
with pet projects, both parties in Congress should know this: if a
bill comes to my desk with earmarks inside, I will veto it.
A 21st century government that’s open and competent. A government that
lives within its means. An economy that’s driven by new skills and
ideas. Our success in this new and changing world will require reform,
responsibility, and innovation. It will also require us to approach
that world with a new level of engagement in our foreign affairs.
Just as jobs and businesses can now race across borders, so can new
threats and new challenges. No single wall separates East and West; no
one rival superpower is aligned against us.
And so we must defeat determined enemies wherever they are, and build
coalitions that cut across lines of region and race and religion.
America’s moral example must always shine for all who yearn for
freedom, justice, and dignity. And because we have begun this work,
tonight we can say that American leadership has been renewed and
America’s standing has been restored.
Look to Iraq, where nearly 100,000 of our brave men and women have
left with their heads held high; where American combat patrols have
ended; violence has come down; and a new government has been formed.
This year, our civilians will forge a lasting partnership with the
Iraqi people, while we finish the job of bringing our troops out of
Iraq. America’s commitment has been kept; the Iraq War is coming to an
end.
Of course, as we speak, al Qaeda and their affiliates continue to plan
attacks against us. Thanks to our intelligence and law enforcement
professionals, we are disrupting plots and securing our cities and
skies. And as extremists try to inspire acts of violence within our
borders, we are responding with the strength of our communities, with
respect for the rule of law, and with the conviction that American
Muslims are a part of our American family.
We have also taken the fight to al Qaeda and their allies abroad. In
Afghanistan, our troops have taken Taliban strongholds and trained
Afghan Security Forces. Our purpose is clear – by preventing the
Taliban from reestablishing a stranglehold over the Afghan people, we
will deny al Qaeda the safe-haven that served as a launching pad for
9/11.
Thanks to our heroic troops and civilians, fewer Afghans are under the
control of the insurgency. There will be tough fighting ahead, and the
Afghan government will need to deliver better governance. But we are
strengthening the capacity of the Afghan people and building an
enduring partnership with them. This year, we will work with nearly
50 countries to begin a transition to an Afghan lead. And this July,
we will begin to bring our troops home.
In Pakistan, al Qaeda’s leadership is under more pressure than at any
point since 2001. Their leaders and operatives are being removed from
the battlefield. Their safe-havens are shrinking. And we have sent a
message from the Afghan border to the Arabian Peninsula to all parts
of the globe: we will not relent, we will not waver, and we will
defeat you.
American leadership can also be seen in the effort to secure the worst
weapons of war. Because Republicans and Democrats approved the New
START Treaty, far fewer nuclear weapons and launchers will be
deployed. Because we rallied the world, nuclear materials are being
locked down on every continent so they never fall into the hands of
terrorists.
Because of a diplomatic effort to insist that Iran meet its
obligations, the Iranian government now faces tougher and tighter
sanctions than ever before. And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we stand with
our ally South Korea, and insist that North Korea keeps its commitment
to abandon nuclear weapons.
This is just a part of how we are shaping a world that favors peace
and prosperity. With our European allies, we revitalized NATO, and
increased our cooperation on everything from counter-terrorism to
missile defense. We have reset our relationship with Russia,
strengthened Asian alliances, and built new partnerships with nations
like India. This March, I will travel to Brazil, Chile, and El
Salvador to forge new alliances for progress in the Americas. Around
the globe, we are standing with those who take responsibility –
helping farmers grow more food; supporting doctors who care for the
sick; and combating the corruption that can rot a society and rob
people of opportunity.
Recent events have shown us that what sets us apart must not just be
our power – it must be the purpose behind it. In South Sudan – with
our assistance – the people were finally able to vote for independence
after years of war. Thousands lined up before dawn. People danced in
the streets. One man who lost four of his brothers at war summed up
the scene around him: “This was a battlefield for most of my life. Now
we want to be free.”
We saw that same desire to be free in Tunisia, where the will of the
people proved more powerful than the writ of a dictator. And tonight,
let us be clear: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stands with the people
of Tunisia, and supports the democratic aspirations of all people.
We must never forget that the things we’ve struggled for, and fought
for, live in the hearts of people everywhere. And we must always
remember that the Americans who have borne the greatest burden in this
struggle are the men and women who serve our country.
Tonight, let us speak with one voice in reaffirming that our nation is
united in support of our troops and their families. Let us serve them
as well as they have served us – by giving them the equipment they
need; by providing them with the care and benefits they have earned;
and by enlisting our veterans in the great task of building our own
nation.
Our troops come from every corner of this country – they are black,
white, Latino, Asian and Native American. They are Christian and
Hindu, Jewish and Muslim. And, yes, we know that some of them are gay.
Starting this year, no American will be forbidden from serving the
country they love because of who they love. And with that change, I
call on all of our college campuses to open their doors to our
military recruiters and the ROTC. It is time to leave behind the
divisive battles of the past. It is time to move forward as one
nation.
We should have no illusions about the work ahead of us. Reforming our
schools; changing the way we use energy; reducing our deficit – none
of this is easy. All of it will take time. And it will be harder
because we will argue about everything. The cost. The details. The
letter of every law.
Of course, some countries don’t have this problem. I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wants a railroad, they get a railroad – no matter how many
homes are bulldozed. If they don’t want a bad story in the newspaper,
it doesn’t get written.
And yet, as contentious and frustrating and messy as our democracy can
sometimes be, I know there isn’t a person here who would trade places
with any other nation on Earth.
We may have differences in policy, but we all believe in the rights
enshrined in our Constitution. We may have different opinions, but we
believe in the same promise that says this is a place where you can
make it if you try. We may have different backgrounds, but we believe
in the same dream that says this is a country where anything’s
possible. No matter who you are. No matter where you come from.
That dream is why I can stand here before you tonight. That dream is
why a working class kid from Scranton can stand behind me. That dream
is why someone who began by sweeping the floors of his father’s
Cincinnati bar can preside as Speaker of the House in the greatest
nation on Earth.
That dream – that American Dream – is what drove the Allen Brothers to
reinvent their roofing company for a new era. It’s what drove those
students at Forsyth Tech to learn a new skill and work towards the
future. And that dream is the story of a small business owner named
Brandon Fisher.
Brandon started a company in Berlin, Pennsylvania that specializes in
a new kind of drilling technology. One day last summer, he saw the
news that halfway across the world, 33 men were trapped in a Chilean
mine, and no one knew how to save them.
But Brandon thought his company could help. And so he designed a
rescue that would come to be known as Plan B. His employees worked
around the clock to manufacture the necessary drilling equipment. And
Brandon left for Chile.
Along with others, he began drilling a 2,000 foot hole into the
ground, working three or four days at a time with no sleep.
Thirty-seven days later, Plan B succeeded, and the miners were
rescued. But because he didn’t want all of the attention, Brandon
wasn’t there when the miners emerged. He had already gone home, back
to work on his next project.
Later, one of his employees said of the rescue, “We proved that Center
Rock is a little company, but we do big things.”
We do big things.
From the earliest days of our founding, America has been the story of
ordinary people who dare to dream. That’s how we win the future.
We are a nation that says, “I might not have a lot of money, but I
have this great idea for a new company. I might not come from a family
of college graduates, but I will be the first to get my degree. I
might not know those people in trouble, but I think I can help them,
and I need to try. I’m not sure how we’ll reach that better place
beyond the horizon, but I know we’ll get there. I know we will.”
We do big things.
The idea of America endures. Our destiny remains our choice. And
tonight, more than two centuries later, it is because of our people
that our future is hopeful, our journey goes forward, and the state of
our union is strong.
Thank you, God Bless You, and may God Bless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崛起 --> 变坏

2010-08-23T16:28:00.000-07:00

·黄　钟·

1945年4月30日，56岁的希特勒自杀。5月7日，存在了12年四个月的第三帝国，签下了无条件投降书。5月8日午夜，鏖战了五年八个月零七天的欧洲迎来了和平。炮火和轰炸停止了，但欧洲已是断垣残壁。

“阿道夫”希特勒是世界历史上可怕的人物。”一位当代的德国历史学家如是说。然而，纳粹德国给世界带来60年前的那场浩劫，却不仅仅是因为希特勒品性的缘故。

1933年1月30日，兴登堡任命希特勒为德国总理。到1939年9月1日入侵波兰的时候，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使得20年前惨败的德国，又重新崛起成为欧洲大国。

可以说，刚刚上台的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面对的是一个经济凋敝的德国。可等到战后，纳粹德国的名将古德里安在回忆录里依然可以大言不惭地说，德国在希特勒独裁之下获得了一些卓越成就，其中一项就是“失业现象消灭了”。如果不因人废言，平心而论，这位战犯的话并不全是自吹自擂。希特勒执政经历表明，独裁统治可不是任何时候对任何人都面目可狰。

1933年希特勒刚上台时，德国经济几乎陷于停顿状态，失业人数高达 600万，如果加上400万临时工，算上家属，德国6,600万人口中，几乎一半在饥饿和贫困线上挣扎。1933年2月1日，也就是希特勒上台的第三天，他就在广播电台发表《告德意志国民书》，声称政府要“拯救德意志的农民，维持给养和生存基础！拯救德意志的工人，向失业展开一场大规模的全面进攻！”这不仅仅是新官上任三把火似的政治口号。事实上，通过纳粹当局的努力，到1938年德国失业率仅1.3%，而当时美国失业率为18.9%，英国为8.1%，比利时为8.7%，荷兰为 9.9%。用纳粹党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创造了“消灭失业的经济奇迹”。

在着力解决就业问题的同时，纳粹德国也高度重视社会福利政策。希特勒在1930年就说过，“用警察、机关枪和橡皮棒，不能持久地单独维持统治”。这不仅是他的思想，也是他的实践。希特勒上台后大力推行社会保险制度，增加和提高国民的社会福利，扩大了职工的有薪休假制度，劳动阵线在疗养胜地鲁根岛等地，修建了一批疗养院和旅馆，建造“力量来自欢乐”旅游船。仅1937年1年内，全德约有1,000 万人参加力量来自欢乐的休假旅游。德国还通过劳动美化活动来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和劳动环境。1938年夏天，希特勒甚至声称，德国要实现“每个德意志职工拥有一辆小汽车”。纳粹的政治牛皮不完全是吹的。就经济发展而言，从1932年到1937年，国民生产增长了102%，国民收入也增加了一倍。纳粹创造了德国经济恢复的奇迹。

这一切无疑会使人们在心理上得到一种满足。既然失业的有工作，挨饿的有饭吃，那么，民主政体、议会制被污蔑为“西方的”，言论不再自由，选举不再公正，今天这个人被驱逐，明天那个人被监禁，只要德国在繁荣，德国在发展，德国在强大，这就够了！人民是很容易被分化和收买的。希特勒的政治糖衣炮弹，有效地消解了德国民众对法西斯统治的抵抗情绪和反对力量。希特勒赢得了广大下层民众在政治上的顺从和支持。

一个始终笼罩在战败国阴影中的民族，自然是有理由为身边看得见摸得着的成就自豪。纳粹也不会放过宣扬这样的“伟大”成就。就连体育，包括1936年柏林奥运会都成为了德国政治宣传的工具。希特勒亲自担任柏林奥委会大会总裁。他下令用16吨铜铸了一座奥林匹克巨钟，建造了一座高达70米的希特勒钟塔，建了一座能容纳十万人的运动场，建了一个可容纳2万名观众的游泳池，并修建了比洛杉矶奥运会要豪华的奥运村，而且大肆宣传德国的“繁荣与昌盛”。德国第一次通过电视播放了奥运会比赛盛况。当时，希特勒完全有理由称这是历史上最盛大的一次奥运会。在这次奥运会上，德国获金牌33枚、银牌26枚、铜牌30枚，拿了世界第一。体育政治和体育民族主义的狂热，被希特勒发挥得淋漓尽致。希特勒为自己塑造了一个和平政治家的形象，而很多人也为他所蒙蔽。这一年，他在一份秘密备忘录里要求，“德国军队必须在四年内具有作战的能力。德国的经济必须在四年内具有进行战争的能力”。

希特勒在战前的另一个成就，就是通过不流血的外交征服，一步步使德国从一个战败国成为了“正常”国家。根据1919年6月28日的凡尔赛和约，德国一共丧失了拥有7,325,000人口的 73485平方公里的国土，从1920年3月21日起，德国国防军减少到十万人，而且只能用于维护德国内部秩序和执行边防警察任务。凡尔赛和约禁止实行义务兵役制，不准有任何空军武器。当然，这是一个地位低下的战败国，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正常国家。

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就立即秘密重整军备。1935年，德国实行陆军普遍征兵制，并正式成立空军，接着又大造军舰和潜艇。国际联盟对德国破坏凡尔赛和约的行为只是口头上抗议，没有谁准备用武力制止希特勒的扩军备战。1936年，希特勒派兵占领了《凡尔赛和约》和《洛迦诺公约》明确规定的“非军事地带”莱茵兰。开始他宣称这次占领 “纯属象征性质”，还提出要跟邻国签定为期25年的互不侵犯条约。 1938年3月，奥地利“回归”德国。半年后，希特勒又要求有350万人口的苏台德地区回归德国。希特勒说这是他欧洲提出的“最后一个领土要求”。古德里安说：“萨尔地区的收回、军事自主权的建立、莱茵河地区的占领、奥地利的合并──这些事情都能够得到全德国人民的拥护，甚至于外国也都不乏表示同情的人。”到入侵波兰时，希特勒仅用短短的几年时间，就使德国的空军力量已经超过英国，陆军力量也超过法国，成为欧洲军力最强大的国家。德国再次成为欧洲强国。

战前，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使德国在战败的阴影中迅速崛起，而这是以不流血的方式实现的。

1939年3月15日，德军占领布拉格。1939年4月20日，希特勒50大寿。德国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典礼。所有各兵种的军旗都集中起来组成了一个“军旗营”，这么多的军旗都向希特勒前倾致敬。古德里安就说： “他的事业到这个时候可以说已经登峰造极。他是不是懂得持盈保泰，适而可止的道理呢？当时的情况已具极度的爆炸性。”但希特勒没有“止”。一如古德里安所说：“在捷克被占之后，梅默尔也被兼并了。这个时候的德国，已拥有强有力的地位。似乎以后任何的国际问题，都可以用外交手段和平解决。可是希特勒却似乎从来不考虑这个问题。”希特勒不想止步，德国就没有人和力量能够迫使他止步。

作为个人，希特勒是个素食者，不喝酒，不抽烟。就连古德里安也说，“从个人方面来说，他的生活方式是很高尚纯洁，很值得人敬佩的”。如果用人们习惯的一分为二的方法看希特勒，他也不是一无是处啊。但希特勒不是普通人，而是大权在握的政治领袖，是否素食，是否喝酒抽烟，都是细枝末节。他可以不喜欢在个人生活上过花纳税人的钱或者其他什么的，但他不怕多流纳税人的血。

1938年11月10日，希特勒对记者声称他怎么多年来谈论和平是“迫不得已”，“我只有不断地重申德国的和平愿望与计划才能一点一点地为德国人民赢回自由，使他们获得下一阶段必不可少的武器”。希特勒的目标不仅仅是废除凡尔赛和约，尽管古德里安将军从苏台德地区回到柏林的时候，“心里还满以为会有一个长期的和平”。不过，就像他在回忆录里说的那样，“不幸得很，我完全预料错误”。希特勒在把德国和欧洲往深渊里拖。但是，这时的德国自己已经不能遏制希特勒的疯狂，相反，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在德国逐步建立起了让德国人俯首帖耳的极权体制。

“元首永远是正确的。元首的意志就是法律。”希特勒象独裁者一样，他不仅要控制国家、土地、和人民的肉体，还要控制人民的精神和思想。纳粹让孩子从小就接受纳粹精神的培育，成立了“少年队”、“希特勒青年团”、“德国少女联盟”等组织，把所有的孩子按照不同年龄都囊括进去，组织起来了，从而培养出符合纳粹精神的新人。第三帝国的指导性口号是：“元首命令，我们紧跟！”德国人民必须听希特勒的话，跟纳粹党走。要做到这一点，仅仅靠教育宣传是不够的，还必须有严密的组织保证。思想文化控制而言，有着纳粹党和政府的两大系统。比如，1934年1月设立了纳粹党世界观学习教育监察处，负责监管党员的思想教育和培训。1933年3月，德国政府成立国民教育与宣传部。戈培尔出任德国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部长。他强调，大众传媒只能是纳粹党的工具，任务是向民众解释纳粹党的政策和措施，并用纳粹主义思想改造德国人民。他声称宣传者的背后应该竖着一把剑。纳粹当局迫害和驱逐“制造和传播非德意志精神”的文化人一点也不客气。1938年8月，德国政府公布了第一批被革除国籍、成为不受法律保护者的名单。到1938年底，共有84批、大约 5,000名科学文化人士被迫流亡。

戈培尔有句讲宣传工作的名言：“即使是一个简单的谎话，一旦你开始说了，就要说到底。”可是谎言毕竟是谎言。为了维护谎言，除了继续说谎之外，密探、监狱和死刑，总是极权政治的孪生兄弟。可以说希特勒的监控体系是卓有成效。比如党卫队保安处和盖世太保建立了周详的档案系统，为每一个可能的敌人设立案卷。德国的犹太人和那些无论是思想或者行动上否定纳粹主义的人，无论你是共产党人还是社会民主党人，或者是和平主义者、自由主义者，都不能不生活在纳粹的密探、警察和集中营的恐怖之下。比如，大学生里的志愿情报员会定期上交听课笔记，这样一来，大学老师的政治态度，也就在党卫队保安处和盖世太保的掌握之中了。如此环境，老师上课自然也就会倾向于跟纳粹党和元首保持一致了。而希特勒的镇压体系也从来没有吃白饭。据估计，1933～1938年，纳粹人民法庭和特别法庭共判处 34万人长达100万年的监禁；1939～1945年，纳粹军事法庭判处国防军官兵25,000人死刑。在集中营被杀害的估计有1,100万人，另外遭受残酷摧残的大约1,800万人。

在这样的监控和镇压体系之下，所有的反抗和异议活动都面临致命的危险。在纳粹德国，甚至连经济部长、军事经济全权总代表沙赫特的电话，也遭到女管家──一位盖世太保的志愿情报员──的窃听。这样一来，一小撮的反对者不断被发现和被清除，反过来，极权政治的严酷性使得反对和异议的人士总是只有一小撮或者极个别，并显得孤立无援，于是乎，对希特勒统治所表现出来的狂热，最后很难分清是出于恐惧，还是出于真心。这个国家在独裁者和纳粹党面前只会大声说是，在世界面前大声说不。对于政坛的氛围，古德里安在回忆录里就说：“我曾经参加过无数次的汇报和会议，深知很少有几个人是敢于和他（希特勒）对立的，而这些人在今天仍能活着的也就更少了。有些人只敢在走廊上交头接耳的谈话，以表示他们的反对，或是鼓励旁人去送死……”

1938年之后，纳粹德国政府内阁就再也没有开过一次会议。部长都是在希特勒的命令下单独工作。甚至连部长也常常是从报纸广播中才知道“德国政府”做出了什么决定，或者颁布了什么法令。在政府机构之外，设置了一个与政府机构平行的纳粹党的机构。希特勒的口号是：“政府并不控制党，而党却控制政府。”就连后来成为战争罪犯的古德里安在回忆录里也说：“于是就发生了一种不正常的现象，行政权转到了党的手里，一切实权操在党委的手中。”党老爷才是实权派。国会形同虚设，由于议员开会只是高唱国歌《德意志高于一切》和纳粹党党歌“霍尔斯特《威塞尔之歌》，此外没有任何发言辩论，被称为“昂贵的合唱团”。授权法案的规定，使得希特勒的命令具有和法律平等的权力。

当然，纳粹德国也没有执政党和在野党之间的相互制约了。用纳粹的话来说，就是“国内不再有党争”。希特勒在1933年7月14日颁布《禁止组织新政党法》，不仅取缔了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而且解散了包括天主教中央党和民族人民党在内的一切政党，而且纳粹党是 “德国唯一的政党”。这一年的12月1日，颁布的党和国家统一法，确立了纳粹党在德国至高无上的地位。既然没有了在野党，也就无所谓执政党了，纳粹成为了德国一党专政的统治党。希特勒在1934年9 月的纳粹党党代会上说：“党是指挥国家的。不是国家指挥我们，而是我们指挥国家。”1937年1月25日颁布的《文职人员法》规定，今后政府官员必须由纳粹党员担任，思想上真正信仰民族社会主义，无条件支持纳粹的政治目标，政府官员必须同党的干部一样宣誓效忠于希特勒。1939年后，纳粹党籍成为当官的先决条件。希特勒在德国实现了党国一体。

□　原载作者博客《想望自由地活着》

日期 10-08-23
专题: 华夏快递
文章的URL: http://my.cnd.org/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26638

The Party：The Secret World of China's Communist Rulers

2010-08-22T11:51:00.000-07:00

冀闻

英国《金融时报》前驻华首席记者马利德新书透露，红色电话机连接着中共最高层三百多人。他认为，中共成功主因是经济管理，基本硬件和执政体系仍是苏维埃制度。如中国结束高速增长，将是真正考验中共的时刻。

让马利德（Richard McGregor）好奇的是，这个国家每个人都耳熟能详的组织，却并没有几个人真正了解它——它无处不在，渗入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又像一个幽灵，令大家讳莫如深。于是他开始写这本书，试图揭示中国社会经济发生巨大变革背后的核心力量——中国共产党的神秘统治。二零一零年六月，名为《党：中共统治者的神秘世界》（The Party：The Secret World of China's Communist Rulers），终于面世。

身为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前驻华首席记者、前北京分社社长，在中国九年时间，马利德觉得神秘的中国最适合写侦探小说。

在新中国成立六十年，实行改革开放三十年后，中国一跃成为全球最大新兴市场，全球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和世界第二大对外贸易国。在全球五百强名单上，中石油占据榜首，在全球银行市值排行榜上，中国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排名前五。

今年八月初，中国央行副行长易纲表示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这一轮全球金融危机后，欧美成为重灾区，陷入衰退之中艰难复苏，二次探底风声鹤唳，世界各国渴望中国能够带动全球经济复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中国的自信日益饱满膨胀，昔日的学生在犹豫是否还需要向西方老师学习。马利德在书中记录了一个真实的案例：金融危机后，在二零零九年五月中欧第二次经贸高层对话上，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率领中国商务代表团在布鲁塞尔会见了欧盟贸易专员和跨国企业高管，在工作午餐上听到一些对中国市场抱怨后，王岐山坚决地响应说：「我知道你们有抱怨，但是中国市场的魅力是不可阻挡的。」言外之意，这块市场这么大，你们不来也有人来，这番话让在场的高管们愕然和醒悟。

马利德在书中表示，在仅仅一代人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的精英就从穿着中山装的政治教条者转变为富有的、衣着笔挺和重商主义的统治阶层。在全世界政党都在衰退时，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做到的？他总结说：「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毛泽东和市场经济融为一体，建立了一个新的超强大国。」他们在快速变化的全球化和互联网世界里，竭力维系着统治。

他对亚洲周刊表示：「任何一个想要了解现代中国的人，必须了解现代化的中国共产党。许多人，特别是外国人，至今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中国的青年人对党的理解也太过天真了。作为全球新的地缘政治力量，中国共产党做出的任何决策都影响着全球。但它一直保持着神秘性。」

马利德说：「要真正去了解中国共产党，有很多的障碍，它对外界的关注充满敌意。最困难的障碍是，同西方政党治理体系相比，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信息很缺乏。」

在采访过程中，让马利德觉得最困难的部分是，中国官员不习惯同外人谈论党的情况。「事实上，党章和纪律也禁止他们对外人泄露。因而在我采访过程中，要拜访人时，不得不经常跟他们解释说，我在撰写的书是关于『中国是如何治理的』，虽然这不够精确。」

「一位华尔街投行高管告诉我，在访问完中国后，他觉得中国共产党跟美国贪婪的高盛一样，它掌握着这个国家所有的政治经济信息，」马利德在八月初北京的一次演讲中表示，一位教授告诉他，「党无处不在」。

自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和它的领导人掌控了社会每个层面和机构的重要位置，它拥有超过七千三百万名成员，控制着社会政治的方方面面，从首善之都到西藏、新疆的边远村庄。此外，它控制了所有的宗教、媒体和军队，还控制着国家经济命脉和国有企业。

中组部没有招牌

最让马利德好奇的是神秘的中央组织部，马利德在书中写道：「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及中国最高领导人住宅区以西大约一公里，坐落着一幢没有标志的大楼。入口处没有招牌显示楼内办理何种事务。大楼使用者的电话号码没有列入电话簿，打出的电话不显示来电号码，只有一连串的零。」

他认为这是党在直接控制军队和媒体之外的第三大力量，也是最鲜为人知的权力支柱，是全世界最庞大最有权力的部门，因为中组部掌握着各级政府和行业的人事大权。

「要想对中组部的职能范围有所了解，不妨试想在华盛顿有一个类似的部门。这个部门监管着整个美国内阁的人事任命，从美国各州的州长、副州长、各大城市的市长、联邦监管机构的负责人，到通用电气、艾克森美孚、沃尔玛和其它五十多家美国最大公司的CEO。还包括对最高法院的法官、《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的总编辑、各广播电视公司和有线电视台的老板、耶鲁、哈佛等重点大学的校长，以及布鲁金斯学会和美国传统基金会等智库领导人的任命。」马利德在书中写道，自己最难以理解的是，中国所有重要的国有企业的人事都由中组部来任免，虽然其中一些已经位于世界财富五百强前列。「市场经济所释放的自由，非但没有削弱该部门的地位，反而令人事控制在权力角逐中变得空前重要。」

一个滑稽的故事是，当中国国有控股的公司在海外股票市场上市时，华尔街银行家们绞尽脑汁地力图描述党委书记在企业中的角色。高盛公司的前老板约翰·桑顿作为中国一企业的董事会成员，了解到党委会负责六大功能，「而且都是最重要的事」，然而招股说明书上往往避而不谈党的角色。

红色电话机

马利德在书中评论说，「虽然自一九七八年以来，中国实现改革开放，推动了高速经济发展和一场社会革命。中国公民在很多方面都比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的任何时候更为自由，也更为富裕。他们可以在自己喜欢的地方工作、出国旅游、购置房产和轿车。然而，在经济和社会的某些层面放松管制的同时，党下了一番功夫，确保自己紧紧抓住它权力的杠杆。」

马利德在书中说，在中国共产党高层最重要的大概三百多人中，这些高级官员家里都安装着一台红色电话机，从政治局委员，到中海油、中铝等全国最重要的五十家央企总裁。

马利德认为，虽然今天党的控制已有很大变化，但「今天党的基本硬件和执政体系仍然是旧的苏维埃制度。」而中宣部对新闻舆论的控制则是至关重要，「它的卫兵在所有可能引起辩论的关键点上都站岗放哨：在学校，他们看管着教科书；在科研院所和大学，他们监视着学术成果；在统战部，他们为香港和台湾同胞准备了『正确的历史资料』；在各种形式的媒体中，他们审查记者、电影导演的所有作品。而同首都的所有重要的党的机关一样，中宣部没有公开的电话号码，或挂牌的总部。他们发给媒体的指示就是机密。」

他在书中用一个章节采访了前新华社记者、《墓碑》一书的作者杨继绳，再现了长期以来政府一直试图掩盖的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饥荒：「党一路蹒跚走来，多次从自我毁灭的边缘拯救出来，党的逻辑很简单，『我能够做到，你不能。因为你不能，所以由我来』。」马利德总结出中共的统治逻辑，在党的教条下，不能有任何的选择，因为任何竞争对手都不被允许存在，这也是党操纵社会的方法。

今天的「党」到底怎么定义？马利德在书中引用中共元老、计划经济英雄陈云的儿子、国家开发银行党委书记和董事长陈元的话：「我们是共产党，我们决定什么是共产主义。」

马利德对亚洲周刊表示，他认为，中国共产党今天成功的最重要原因是它的经济管理。「只要他们能够延续经济增长往正确的方向走，它们还能够延续统治下去。此外，必须注意到，中国共产党与苏联有不同，它的意识形态变弱，更注重实用主义，也越来越对普通百姓的担心及时做出反应。」马利德对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保持信心：「至少在未来五到十年，中国仍能保持较快的增速。但在那之后，事情将变得复杂。高速增长时代的结束，将真正考验中国共产党的统治。」

书被禁但作者自由

中国和中共的下一步会怎样？马利德在书中引用了杨继绳的话说：「这个体系在腐烂，这个体系也在演变。它一边演变，一边腐烂。还不清楚最终哪一面会占上风。」

《党》一书出版后，相关报道文章遭到国内网站删除，此书也被列入查禁范围。在亚马逊（Amazon）网站上，此书的链接也被屏蔽。不过马利德认为，今天能够让他在北京自由行走和发表言论，表明党已经进步许多。

□ 《亚洲周刊》二〇一〇年第三十四期

日期 10-08-21
专题: 华夏快递
文章的URL: http://my.cnd.org/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26623

等着被共产

2010-07-25T13:34:00.000-07:00

今天上网，赫然看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及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通知，颁布了官员财产和个人事项申报制度。领导干部也者，官员是也；官员也者，共产党员是也。请他们登记私产之说传了很久，一直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这回的红头文件算意料之中。但是事到临头，感觉上还是有点异样：

我生也早，海外多年，年龄亦长，理解新鲜事物比较慢。关于共产党与私有财产的关系，记得年轻时候的习惯说法是：共产党员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望文生义，“产”是财产，指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好像部分地相当于时下所说的“生财工具”，工厂公司、不动产等。没有诸如此类财产人组成了无产阶级，其中的“先进分子”当然都是赤贫。那时的党员是不能沾钱的，拥有财产者会罹党纪惩罚之灾。比如，有些出身资本家的党员，父母按“赎买政策”领取用财产“交换”的定息。父母过世后，党员子女要是继续享用这些定息，就有麻烦了，因为定息是剥削。

当然，黄历已经翻过了那一页。中国退回到“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了。这个阶段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个阶段方方面面“与国际接轨”。于是人们看到，按毛泽东时代的标准，“党变修、国变色，资本主义复辟”的程度，远远超过任何人的想像。只有一个人“不幸言中”了。就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美国的一位国务卿杜勒斯。杜老原话是怎么说的我不知道，耳熟能详的是共产党天天、月月、年年郑重其事的告诫：帝国主义把中国变色的希望，寄托在中共第三代第四代的身上；身体力行地参与了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所有大运动、小措施。还是目不暇接地眼看着第二代中共“打左灯向右行”、改弦更张成现在这样了。

党章怎么写的我不知道，但是上述说法肯定不对。因为中共并没有宣布放弃共产主义目标，也没有给无产阶级、共产党员、共产主义新的定义。党内高层对“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的说法是“韬光养晦”。逻辑上，下一步也许是“以求一逞”呢。苏共变成修正主义之后，西方流行过一个政治笑话：一日，扮演斯大林的功勋演员某某到克里姆林宫邀赏，全付行头地等在赫鲁晓夫的接待室里，老赫进来一看，以为斯大林复活了，马上跪求饶道：那些资本主义之举都是他们逼我干的，我这就改回来……”。寄托着西方对共产党走回头路的忧虑。因为，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基础、行为方式传统还在，生怕他们中的“原教旨主义”得势，对资本主义杀回马枪。

共产党迅速从无产阶级里脱身，党纪国法保护官员私产。但让党员申报私产肯定不
是吉兆。既曰“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则无论下个阶段是什么，单看社会主义、共产党这些触目惊心的词汇还在，就不能高枕无忧。历史上，把分下去的土地合作化的事情去而未远；现实中，从贪腐簿册里挑选党内斗争牺牲品，已成惯例。虽然这个漏洞百出的官员申报私产规定，有搪塞社会之嫌，因其确有政治斗争工具的功能，就对腐吏可致“亡党亡国”行径有阻吓之功。警世箴言我举不出来，只记得《小兵张嘎》里嘲笑汉奸说：别看今天闹得欢，小心将来拉清单。那是别人给拉，这回的单子是自己填的哦

林戈 2010-07-14

穆斯林毁灭西方文明

2010-07-13T13:06:00.000-07:00

人口问题、福利、道德优越感是造成西方文明毁灭的关键。雅科夫感叹：“自由、宽容、民主，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

在美国学者Mark.Steyn的新著《孤单的美国（America Alone）》一书中，作出了一个惊人的推论：西方文明即将毁灭！

书中提供大量的论据说，在不太远的将来，西方文明无可避免地走向毁灭。这一次，是西方人自取灭亡。

作者认为，人口问题、福利、道德优越感是造成西方文明毁灭的关键。

人是传承文明的唯一载体，有了人，才有一切。没有了人，就什么也没有了。

在和平年代，维持一个国家的正常人口基数，其生育率应不少于2•1，即平均每对夫妇要生2•1个孩子。而现在的欧洲，平均生育率是1•38，其中俄罗斯为 1•14，西班牙为1•1。这样发展下去情况将如何呢？

这是一道简单的数学题。即平均每一代际（约30年），人口就骤然减少百分之四十至五十左右！这种人口毁灭过程用一个公式来表示，则是8－4－2－0，最终结果是零。

例如俄罗斯，1992年人口为一亿五千万，到2050年时就将剩下不足八千万了。他们连守卫边疆的人力都会成为问题。

而一个出生率极低的国家，就意味着社会严重的老龄化，社会福利将无法维持。例如希腊，到2040年时，老人金支出将占GDP的百分之二十五以上。没有任何国家能负担这样的福利，只能任其崩毁。而正是西方大政府的福利制度，加速了西方文明的毁灭。这些国家提供的福利，人们从出生到死亡，都由政府包下来了。…所有这些，都使人们变得懒惰，越来越依赖政府，不用养儿防老了。当然更淡化了繁衍后代的责任和欲望。

就是在澳洲，这种情况也是令人担忧的。许多年轻人不愿工作。不少技术劳工都从国外引进。就连理发师、厨师、建筑工、农场工都不得不引进外劳。更荒唐的是，这个英语国家的语言学校，也引进了大量从亚洲来的英语教师。难道澳洲人不会说英语吗？

造成这种现象的罪魁祸首正是不尽合理的高福利制度。

当然，西方国家为维持高福利制度。引进了大量的移民，以补充劳动人口。这就出现了另一种情况。现在，官方统计的欧洲穆斯林移民人口为两千多万。而在法国，城市人口中有百分三十至四十为穆斯林。荷兰鹿特丹穆斯林人口为百分之四十。而且，欧洲穆斯林移民的生育率远远高出于本地人（约为3•5）。这样，欧洲将来的人口比例已经不言自明了。也就是说，将来的欧洲不再是西方文明，而会是穆斯林文明。

而这种消亡则是“温水煮青蛙”的过程，一经觉察，就为时已晚。

更要命的是，伊斯兰教实际是一个拥有完整的社会管理体系、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规定的没有传统边界的国家。伊斯兰教古兰经实际是神权统治国家的非常完整的管理规定汇编，清真寺具有管理国家一切事物所需的政府功能。是流动的神权国家。国家的标志就是清真寺。目标就是最终控制一切土地。并成为社会的唯一统治者，信徒发展的人口达到一定规模，超过寄居地人口，就会要求建国。穆斯林就是只服从神仙安拉统治的民族。伊斯兰教不承认政教分离，不允许在宗教政治领袖与信仰者之间有一个世俗政权统治，所以，穆斯林不会融入其他社会。促成西方文明走向毁灭之另一因素，是所谓的“道德优越感”。也就是现代西方人过分的追求个人利益、个人自由等等。例如女性解放，让许多女性放弃生育的义务。女权至上，也使得西方男性迅速雌化。在北欧那样的女权国家，越来越多男性成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又如加拿大，二次大战时其海军是世界第三大水面舰队，是诺曼底登陆的主力之一。而现在，加拿大流行男人穿女人衣服。人权、民主、环保成为绝对的政治正确，不敢轻慢。这也将使西方作茧自缚，自我毁灭。

而穆斯林社会根据古兰经的规定，任何违反穆斯林生活方式，社会制度的人，任何穆斯林都有权发动圣战，消灭威胁。而在面对共同利益时，又必须一致对外。民主、自由化使欧洲人过分软弱。西方文明的衰退与消亡将会是无可避免。

1993年夏，美国哈佛国际和地区问题研究所长塞缪尔·亨廷顿在美国《外交》杂志上发表了题为《文明冲突？》的文章，引起国际学术界轰动。

作者认为，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决定因素表现为七大或八大文明，即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还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冷战后的世界，战争与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而是文化种族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种族差异导致的冲突与战争”。冲突的形式是人口主体竞争、文明主体争夺和种族冲突、欧洲越来越多的普通人也开始对穆斯林在国内势力的发展感到忧虑。一些穆斯林组织正在要求寄居地政府实施伊斯兰法规，包括在公共泳池和医院、学校实行性别隔离，禁酒也包括如一夫多妻、包办婚姻和荣誉处决等。

一些欧洲民众游行并呼吁“我们反对伊斯兰标志出现在我们的国土上。”如果再不采取措施，欧洲将会变成欧拉伯，通奸将会被石头砸死，偷窃会被砍手，饮酒将被禁止，孩子被强迫穿罩袍，人们被迫遵守中世纪的法律和生活方式。

1970年以前没有多少人拿伊斯兰当个大问题，然而今天它是全球性的。从1970到2000年，发达国家人口从占世界总数的30%缩小到刚过20%，穆斯林世界总人口则从世界总数的15%增长到20%。

当人口平衡被打破，确实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欧洲穆斯林化的进程可能是和平的么？

为什么波黑崩溃甚至导致大屠杀？因为二战以后塞尔维亚人口比例从43%降到了31%，而波黑穆斯林人口则从26%增长到了44%。民主时代没人能抵挡人口构成的威力，除非内战。

据英国《泰晤士报》和《卫报》28日综合报道，1991年秋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战争期间，前波黑塞族领导人卡拉季奇说：“塞尔维亚人的土地和村庄中将不会有穆斯林的地方。所有在塞尔维亚土地上的穆斯林都将被消灭。这是一场终结之战，也是一场为争夺生存空间的战斗。”另外一段电话记录中，由于欧洲反对塞族用武力建立国家，卡拉季奇在与一位同僚谈话时说：“去他妈的欧洲，直到我们的行动结束，他们才会反应过来。”

2001年9月11日,象征美国光荣与梦想的世贸中心双子塔在全世界的注视中轰然倒塌，3000多无辜生命在恐怖分子丧失理性的罪恶行动中与亲人永别。从那一天起成为国际政治演进的一条分水岭。

现在，美国已经顾不上自己定的反种族法，宗教自由法了，在美国政客和学者眼中，反对穆斯林就是政治正确。911后，美国思想界，中情局，美国军队的战略重心已经转为如何在全球捍卫西方文明的方向了。

美国一直以移民“大熔炉”的自诩。新近一系列事件，却显示这一“大熔炉”对穆斯林移民后代失去了效用。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美国土生穆斯林。随着美国穆斯林人口中极端主义思潮和行动的不断增长，美国情治机构尤其联邦调查局大力加强了针对穆斯林社区和人士的监控和渗透。据《纽约时报》近期披露，联调局以伪装的伊斯兰激进分子设立陷阱，陷人于法。更有甚者，，联调局还串通移民局，以递解出境和批准绿卡的威胁利诱，迫使和勾引穆斯林人士就范成为线民，秘密为当局监视和检举同类。

根据美国历时三年，通过对232个国家和地区调查显示，世界穆斯林人口达到了15.7亿，占世界人口总数的四分之一，其中大部分生活在亚洲。约占世界穆斯林人口的60%。其中20%的穆斯林生活在中东和北非。15%生活在撒哈拉沙漠以南，2.4%生活在在欧洲，0.3%的生活在美洲。根据报道，印度有一亿六千一百万穆斯林，埃塞俄比亚有2800万，中国有2200万，俄罗斯有1600万，坦桑尼亚有1300万。报道还指出：三分之二的穆斯林生活在10个国家，亚洲有六国，它们是印尼、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伊朗、土耳其；非洲四国，它们是埃及、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尼日利亚。印度教占多数的印度是除印尼和巴基斯坦外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是人口最多的阿拉伯国家埃及的两倍。而中国穆斯林人口超过叙利亚人口的总数，德国穆斯林人口超过黎巴嫩人口的总数，俄罗斯穆斯林人口超过了约旦和利比亚人口的总和。

“我们根本没有想到有些国家有那么多的穆斯林，如印度、俄罗斯和中国。美国布鲁斯大学政治系副教授阿玛尼.哲马尔说：“这份报告改变了穆斯林就是阿拉伯人，阿拉伯人就是穆斯林的主流观念”。统计表明目前穆斯林正加速向西方基督教控制区和其他文明控制区扩张。

以法国为例，2005年发生的穆斯林青年骚乱，烧毁了数以万辆计的汽车。法国媒体连提也不敢提“穆斯林”三个字，只说是青年骚乱。在法国有些穆斯林聚居地，白人女性出门也不得不戴上面纱。有些法国的天主教堂已改为清真寺。

英国的许多酒巴已禁酒。而在奥地利的LINE市，当地穆斯林要求所有学校女教师上课时都要戴上面纱。在澳洲，医院食堂已不再提供猪肉食品。而去年澳洲海滩骚乱，起因也是穆斯林青年在游泳时（其中有女性），暂时不许其他人使用该泳场。

然而，对西方文明的消亡，我们也没有理由置身度外，又或是幸灾乐祸。西方的今天，很可能就是我们的明天。而一些地方文明、与种族的冲突正在上演。

巨大的灾难正在印度上演，谁也救不了印度，印度教徒与印度穆斯林正进行一场人口生育比赛的战争，印度教徒是印度的主流人口，但印度国内有1，6亿穆斯林，再过二十年，印度穆斯林就会变成三亿，印度教徒必须保证自己的人口优势。一旦穆斯林占了上风，印度教徒知道意味着什么，自建国以来，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冲突，已经死伤数十万人，可谓血海深仇。在印度，文明主体与种族的冲突永远不会停止。民主制度完全保护不了任何人，和平是暂时的，冲突是永远的。印度要么分裂、要么战争。印度非常担心尼泊尔伊斯兰化问题，12名尼泊尔劳工被伊拉克武装分子处决后，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爆发反伊斯兰万人大示威，引发暴乱，市中心一家清真寺、两家阿拉伯航空公司的办事处、劳工部和招请尼工到中东工作的一些职业介绍所遇袭；示威者大多不满政府未尽力营救人质，他们在街上高喊「打倒伊斯兰」和「永远怀念12名尼国人」，又要求政府官员下台；一名官员形容这是国家历史上「最恶劣的一天」。

莫斯科市一个俄罗斯政党领袖说﹕“我们俄罗斯是斯拉夫人种﹐历代生活在基督教派的东正教土地上，东正教是俄罗斯民族的精神核心和文化基础﹐所有其它宗教信徒都必须接受同化﹐入乡随俗﹐遵循俄罗斯的国教文化。俄罗斯国内有许多犹太人﹑佛教徒和穆斯林﹐其中穆斯林最可怕﹐因为人口多﹐动力又大﹐他们准备把俄罗斯改变成伊斯兰化的国家。

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苏伯尼亚清真寺座落在1980年苏联时期建造的奥林匹克体育馆附近﹐是举行莫斯科奥运会的配套建筑。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全面恢复宗教信仰﹐原来无声无息的穆斯林陆续从人群中涌现﹐据估计迄今发现莫斯科有二百五十万人宣布信仰伊斯兰。但是﹐莫斯科这个欧洲最大的城市﹐只有四座正规的清真寺。这座清真寺大伊玛目说﹕“莫斯科的清真寺在主麻日和伊斯兰节日﹐都像这样拥挤。全国所有地方的清真寺﹐也都一样﹐人满为患﹐回归伊斯兰的穆斯林﹐如潮水一样到处涌现。

从穆斯林组织领导人那里得知﹐所有俄罗斯新闻媒体都对穆斯林反感﹐他们所表现的穆斯林只有两种模式﹕恐怖主义和保守份子。他们把车臣穆斯林的独立运动根据普京总统的指令描述成“国际恐怖主义运动”﹐而把伊斯兰的宣传说成是向欧洲文化发动伊斯兰入侵。

去年在莫斯科出现一本畅销书《The Mosque of Notre Dame de Paris》﹐是一部社会变革幻想小说﹐预言到二十一世纪中期﹐伊斯兰将成为整个欧洲的普遍国教﹐少数老基督教徒都集中到城市边缘的贫民窟居住。

俄罗斯民族在苏联解体后面向欧洲﹐每年有七十万自然减少的人口。穆斯林没有计划生育的社会习惯﹐在俄罗斯的穆斯林家庭﹐一对夫妻有十个儿女都是平常现象﹔而且原属于苏联的中亚国家﹐每年还大量移民进入俄罗斯。

从1989年起﹐穆斯林的人口以每年40%的高增长率递增﹐达到今天的2500万。俄罗斯种族人口在每年递减﹐专家预测到2020年﹐穆斯林人口将是俄罗斯人口的五分之一﹐因为年轻人多﹐服役的穆斯林军人将超过俄罗斯军队的半数。如果现在的人口趋势再继续三十年﹐由于出生率的差异﹐人口种族结构和信仰的变化﹐穆斯林成为俄罗斯主要民族。

调查发现﹐俄罗斯的新闻媒体每天都在丑化穆斯林﹐他们把世界各地穆斯林运动的统一呼唤“真主至大”(安拉乎艾克白勒)同恐怖﹑爆炸和谋杀的画面结合在一起 ﹐产生共鸣效果﹐因为俄罗斯的穆斯林在任何形式的集会中也都是这样呼唤。

在普京主导下，俄罗斯国会通过决议﹐为了保持和发扬俄罗斯民族精神和民族文明﹐将在所有国立学校中增设东正教教义课程﹐引导未来的每一位俄罗斯人都是基督教徒﹐此举遭到俄罗斯穆斯林社会的强烈反对。穆斯林威胁说﹐他们将被迫走上极端道路。一名留着大胡须的穆斯林﹐站在苏伯尼亚清真寺门外﹐直言不讳地对记者说﹕“我们穆斯林从俄罗斯分离出去﹐是早晚要发生的事。”

各种迹象表明﹐苏联解体十多年后﹐有130多个民族的俄罗斯正在酝酿着新的解体。原因是种族、文明主体的矛盾。至于作者将书名定为《孤单的美国》，则是因为，美国的那些欧洲盟友行将老去，死去。美国几乎是西方世界唯一仍然在坚守传统的国家。美国的人口出生率仍勉强保持在2•1左右，反恐战争、美国成了冤大头，众矢之的(，除了东方国家的反对美国，并不断招来西方左派，主流媒体的非难、穆斯林的指责。美国做什么都被人反对。

奥巴马政府上任后，美国继续决定向阿富汗增兵，“文明冲突”并无缓和的迹象。伊朗是迟早要打的。不是为了围堵中国、俄罗斯。朝鲜也不那么可恨了。因为美国找到了一个永远的敌人了-----穆斯林。

回过头来看，600万以色列人，把三亿穆斯林打得满地找牙，美国的那些欧洲盟友则行将老去，死去。俄罗斯、印度自顾不暇。世界各国面临的都是“内战”，人们突然发现只有朝鲜、韩国、日本，这些排外的国家，没有这些问题。

人口危机，文明主体的冲突已经在向亚洲逼近。在日本，出生率已经降至1•32（日本人都老了，我们再不用担心日本威胁）。而在台湾、香港、新加坡、南韩，人口都已经是负增长。近年来，中国大陆的人口老龄化也已浮出水面，而且中国是未富先老。我们更没有足够的资源应付这种危机。中国人口政策的调整已是迫在眉睫！但显然中国的领导层对此并无警觉。

英国最重量级的新闻媒体《泰晤士》杂志最近发表了一份报告﹐介绍在西欧各国出现的数百座宏伟的清真寺﹐在大部份欧洲城市﹐居民每天有可能听到五次清真寺中的唤礼声。例如历史上天主教中心的罗马市﹐新建的大清真寺造价高达1500万美元.根据欧洲穆斯林少数民族委员会主任马赫慕德迈哈穆德‧赛义迪引证联合国的人口统计资料说﹐欧洲现有穆斯林人口2100万﹐但他说﹐这个数字大大缩水了﹐实际人口大约5000万。

由于民众恐慌，欧洲许多国家立法，禁止建清真寺、穿长袍，包头巾，违者将被拘捕、罚款。同时，欧洲各国开始控制穆斯林人口进入本国。

欧洲政策研究中心高级项目负责人沙达・伊斯兰表示，欧洲国家的领导人们长期以来一直倾向于将穆斯林视为“外国人”。

2009年11月29日瑞士通过全民公投禁建清真寺尖塔。一个蒙面的穆斯林妇女全身像，背后是一群锐利的清真寺尖塔插入红地白十字的瑞士国旗。

这幅图片11月30日成为国际新闻.

最抢眼的信息，无论是文字还是视频。

瑞士人民党和联邦民主联盟，认为清真寺尖塔是伊斯兰化的象征。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象征，尖塔的存在是对瑞士宪法的挑战。

中新网4月2日电比利时议会内政委员会31日一致通过草案,禁止穆斯林妇女在公众场合穿着全蒙面的罩袍。

路透社华沙4月3日消息﹕波兰首都出现了对伊斯兰文化发展的抗议﹐反对华沙穆斯林建造清真寺。波兰是一个传统的天主教国家﹐穆斯林人数很少﹐总数大约1万5千到3万人﹐一名抗议者挥舞着大旗﹐上面印着从瑞士复制来的羞辱伊斯兰的图示﹕一个清真寺圆顶周围有四支高耸的火箭(象征宣礼塔)。他说﹕“清真寺是他们宣传极端思想的地方﹐我们担心这里将制造危险份子。” 其他抗议者呼喊着口号﹐如“不要重复其他欧洲国家的错误﹗” “盲目的宽容给坏人造成可乘之机﹗” 抗议者说﹕“看看欧洲其他国家﹐穆斯林来了﹐强迫女子出门蒙头盖脸﹐剥夺了她们的自由。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女儿们都成这个样子。” 如今欧洲有几个国家都在国会中辩论﹐如何制止伊斯兰在欧洲快速蔓延﹐如临洪水猛兽。瑞士和法国正在讨论是否宣布穆斯林女子的面纱是非法装饰。有一名示威者说﹕“我们到沙特阿拉伯去旅行﹐那里禁止我们身佩基督教的标志﹐如十字架胸章﹐那里没有信仰自由﹐妇女受到压迫。”
2010年3月27日，来自欧洲多国的右翼政党代表在德国开会。会议的主旨是发动全欧洲的右翼阻止穆斯林建宣礼塔。目的是为了“保卫欧洲文化”。这些右翼政党公开宣布，要加强合作，在全欧洲掀起一场反对穆斯林建造清真寺宣礼塔的运动。

“如今偌大个瑞士也不过只有4座宣礼塔而已。当瑞士人用公投说话，拒绝宣礼塔建造后，在全世界引发了哗然。媒体纷纷抨击瑞士“右翼”回潮，。

当时，德国《法兰克福汇报》高调评论道，“民主、开放、宽容一向是瑞士人推崇的价值，然而这项公投暴露的却是偏执、胆小和封闭。

然而，就在该报严词批评瑞士人“小气”的同时，德国媒体在去年12月底所做的调查却得出了同样令人尴尬的结论。《明镜周刊》对29000人进行调查，有 76%的受访者支持德国禁止修建宣礼塔，82%的人声称“觉得感受到了宣礼塔的压迫感”。德国有四百万穆斯林﹐一千四百座清真寺和伊斯兰文化中心﹐穆斯林占全国人口的4%。

2010年1月意大利宣布立法禁止该国穆斯林女性戴面纱和包裹头巾。按照议会订立的法律:当穿戴这种宗教服饰导致难以或不能辨认身份时，当事人可以被处以最高两年的拘禁，以及2000欧元的罚款。意大利有一百万穆斯林﹐四百五十座清真寺和伊斯兰文化中心。

不久前标榜为自由平等博爱的法国也做出了类似的决定。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在意大利还是在法国，类似的法案都获得了70%左右民众的支持。法国拥有六百万穆斯林人口﹐一千三百座清真寺﹐有六百个伊斯兰社会组织。

英国在1963年﹐全国只有十三座清真寺﹐现在有六百多座﹐而且各地穆斯林的组织多达一千四百个。

荷兰有一百万穆斯林﹐占人口比例的5%。由于伊斯兰在鹿特丹日益强大。好多荷兰人反而都移民美国、加拿大了。

加拿大是穆斯林人口迅速增长的西方国家之一﹐从1999到2001年十年间﹐人口增加130%﹔

二十世纪经受过共产主义无神论教育的东欧国家和俄罗斯﹐从历史上保留下来的的清真寺毁坏殆尽。从苏联解体之后仅十多年来﹐这些地方都出现了修建﹑复建和新建清真寺的热潮。好几千座崭新的清真寺从那些被毁坏的废墟上建造了起来。

俄罗斯社会学家雅科夫描述了伊斯兰的绿色扩张路线图

1、首先宣称自己是“和平的宗教”，通过经商、避难的方式零星迁徙到一个新地方，很低调，很和善，很遵纪守法——除了对吃某种食物有点神经过敏，除了干涉婚姻自由之外（不过我们总是想，哎，不吃什么食物是他们自己的事情，内婚虽然很讨厌，但不跟他们接触不就行了嘛）——谁能拒绝这么一群可怜巴巴的外来人呢？于是，他们站住了脚。

2、既然站住了脚，那么第二步就是形成社区了。这个进程会持续几十年，几十年之后人们会发现，周围已经到处是“他们”。“他们”游走于我们的开放社会中，而“我们”却对“他们”的圈子针插不进——除非“我们”也皈依了“他们”。

3、第三步，你会发现身边的暴力和犯罪现象突然增加，人们惊讶地发现周围突然到处是某族小偷。即便是犯罪，也是在不断地发展：又过了多年，而现在，据说这些家伙已经动不动就砍人了。

4、第四步，犯罪行为会升级到群体性暴力，“他们”十分善于结为一体对付单个的“我们”，侵占财产，强占耕地，让“我们”生活在威胁的阴影中。

5、第五步，群体性暴力会变得越来越频繁，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动不动就出动几十、几百殴打、骚扰“我们”。在这种情形下，“我们”面临选择：如果有可去的地方，“我们”就得背井离乡；如果没有可去的地方，“我们”要么继续在惊恐中度日，要么不如皈依“他们”，以免遭迫害。

6、OK，至此，某个特定地域的绿化已经接近完成，其标志是，“他们”占了局部人口的简单多数，或者是相对多数（即成为多民族中最大的族群）。这时，“他们”就要闹独立、闹分裂了，“他们”闹独立时既有“温和派”（文的），也有“激进派”（武的），还有“犯罪派”（无间道），你兴兵围剿，“温和派”就来宣扬和平；你罢兵休战，“激进派”就来杀人防火，而“无间道”是不管文武，片刻不歇。

7、此时的“我们”面临两种选择：要么，屈膝投降，看着那块地方分裂出去，眼睁睁地看着留在那里的“我们”的同胞被迫害、被驱赶、被屠杀、被同化（无论在车臣还是科索沃，当“他们”控制了该地之后立即都对当地其他民族实行了抢劫、屠杀、迫害和清洗）；要么，奋起反抗。

8、同意他们分裂出去就能乞求来和平吗？就能结束这绿化步骤吗？谁要相信这个，那他的智商不会高于60。这个分裂过程永远不会停止，过段时间你就会发现，现在的进程重新进入了“步骤一”，或者“步骤二”，只不过换了个地方....

雅科夫感叹：“自由、宽容、民主，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

根据意大利全国著名杂志《The Journal》专家预测﹐过不了二百年﹐伊斯兰将成为欧洲最大的宗教﹐压倒一切信仰。

圣地亚哥大学宗教人口专家吉姆‧瓦克斯的报告﹐到了2020年﹐欧洲的每四个人中至少有一人是穆斯林。将影响欧盟各国的政治﹑社会和国家政策。

甘地陵前的沉思

2010-07-13T11:07:00.000-07:00

·北　明·

只有两个白天的时间在新德里逗留。纵有泰姬陵、穆尔王宫等诸多游览地，我首选甘地陵，一行其余三人均被我说服。这不是游览，是朝圣。

社会达尔文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在20世纪大行其道，引发黑色暴力浪潮。甘地身置于人类历史上弱肉强食、血腥暴力的殖民主义和世界大战时期，他却在那个黑暗时空里，发明了人类最温和的手段，解决时代赋予他的难题：以不合作、非暴力手段，从帝国主义强权手中解放自己的祖国。他的遗产是人类有史以来的稀世珍宝。为了实践这种不合时宜的方式，他四次坐牢，一次抗议行动徒步行走过近400公里，至少14次绝食，最长时间达21天。两次大战结束，他的祖国刚获独立不久，1948年1月30日，他在激进主义分子的暗杀枪声中倒下，那时他刚刚结束一次绝食行动，正前往祈祷会途中。

这个弱不禁风的印度人从人类黑暗、血腥、残暴的渊薮中，向世界和造物证明，人类作为一个物种，有自律的意志，有和平的能力，有理性精神，可以用自己的身躯阻挡自己的子弹，可以用自己的和平诉求平衡自己发动的战争，可以战胜自身的邪恶和残暴。

在甘地身后，有一连串举世瞩目的追随者，他们众望所归，相继成为世界各民族坚守人类道德精神和文明理性的旗帜：北美的马丁．路德．金、南非的图图和出狱之后的曼德拉、东南亚的昂山素姬、西藏的14世达赖喇嘛。他们都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唯独甘地，上个世纪 30年代后期和40年代后期五次获得提名，三次进入候选名单，最终没有获得这项桂冠。

1948年甘地被刺，死于诺奖公布两天之前，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曾紧急讨论过追认甘地获奖的可能，后因违反规则而放弃。此奖那年空缺，委员会宣布的原因是：“没有合适的、活着的候选人”。那年的那顶桂冠，被甘地带走了，从他献身民族和解的祭坛上带走了。

斗转星移，随着纳粹罪行、共产主义罪行的揭露，随着人类对自身残暴阴暗特性的认知，甘地建立在良知和善意价值基础上的和平理性非暴力精神，日益彰显无与伦比的重要性，世界各地人类在他身后不断认同、接纳、继承他的遗产，就像在漆黑的森林里不断辨认、确证、踏上通往黎明的拯救之道。

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没有忘记他们当年遗失的这顶桂冠。甘地被刺半个世纪之后，1999 年12月，这个奖项的官方网站破天荒发表委员会刊物的编辑奥义温德·图耐森撰写的文章，《圣雄甘地遗失的桂冠》（Mahatma Gandhi, the Missing Laureate），对公众社会解释了当年甘地落选的种种原因，并对甘地的落选表达遗憾，意味深长。

事实上，甘地所面临的环境比他的任何后继者都复杂，尤其在二战时期，他需要同时面对三重问题：在英国殖民主义现实中追求印度独立、防止印度与穆斯林的宗教流血冲突、在全球抗击纳粹战争中把握对英国──印度宗主国和二战同盟国双重身份的国家──抗击纳粹的态度。

在如此复杂、相互牵连的局势中，为追求印度的独立自由，他本可以成为一个政治家，但他不依靠当时国际间的交往方式追寻独立，他拒绝了政治道路；他本可以成为印度说一不二的独裁者，但是他拒绝使用强权，他弃绝了强权道路；他也可以成为一个社会活动家，但是他背后没有一个人道主义工作机构或慈善组织，也没有财团、资金和任何执行机构，他甚至不是一个人权活动家。他只依仗祈愿大会与他的追随者会面，对他们发出号召。

甘地的精神遗产证明，他既不是政治家，也不是救世主，他是东方的圣贤，他的角色在20世纪上半叶，远远超出了人类的政治或宗教视野。甘地因此成为当时《时代》周刊推举的影响人类历史的风云人物，紧随名列前茅的爱因斯坦和罗斯福之后，排名第三。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改变了人类有史以来的宇宙观念；美国总统罗斯福动员美国参战，胜利结束了全球战端；而甘地，是有史以来人类以个人之力抗拒专制、拯救民权和争取自由的象征。

甘地的非暴力理想不仅获得了印度民族主义者认同，也获得了印度宗教信仰之外广泛的尊敬，甚至将他送进监狱的英国法官也对他深怀敬意。启迪人们心中的良善之根，点燃它并使之发扬光大，是甘地领导印度最终战胜大英帝国、实现独立自主的原因。

到新德里只看泰姬陵不拜甘地陵，于我是不可思议的。甘地陵位于新德里东郊的木纳河畔，是这位印度先贤1948年1月30日遇刺身亡后火化的地方。无论来自德里市区哪个方向，无论行囊里装了哪国文化背景，躯体里装了何等心情，即便你不了解这个人的经历和历史，你都会在接近甘地陵园时感受到优雅、整洁的净身之妙，都会在陵园内接受宁静、肃穆、圣洁的心灵洗礼。

为体验一下旧时代的交通服务，我们分头登上人力车。没多久，两辆人力车就相互走失在德里行人、牲畜、人力车、机动车辆并行的大街上。我和齐君同车，无法判断确切位置所在，我们只好提前舍弃人力车服务，在烈日烤晒下举着遮阳伞，徒步择路，走走停停。终于满怀燥热与疲惫，抵达目的地。

入口在前方出现，通道与陵园格局对称而均整，四周绿茵盎然，旷寥清寂。尚未走近，敏感的齐君已经发出一声惊叹。地偏而心远，这一方静土，与扰攘的德里城市形成鲜明对比，立即将我们沉入清凉、幽静之中。

甘地陵的布局全然不同于遍布德里的中世纪伊斯兰建筑。如果说泰姬陵是人类恢宏和华丽的典范，是感性层面世俗器物的最高象征，那么甘地陵是人类简洁和素雅的典范，是理性层面精神道德的象征。

甘地陵由几个部分组成。从中心向外依次是祭坛、草坪、长廊和外围草坡。祭坛是主体。黑白色调，严格对称、简洁庄重。一个方形的黑色大理石，高约一米长宽约三米，离地面半尺，平置于甘地倒下去的青色石板地面之上。正后方，一座灯柱立地而起，上端的灯罩里燃着常年不熄的火焰。正前方，一座小型青石祭龛沉地而落，上面供着一个小型香炉。祭坛四围是四座半人高的白色玉石矮墙。祭坛整体黑白色调，严格对称、简洁典雅。

玉石矮墙外围，目力所及一概是绿色的草坪，点缀以布局匀称的低矮冠状树木（不知名），草坪间有八条小径，暖色石砖砌成，分别从东西南北四个方向蜿蜒而来，统统通往中央的祭坛。向八面延伸的草坪是祭坛的绿色肢体，暖色小径是肢体上优雅的曲线。

草坪外围是暖色石头砖砌成的长廊。长廊环绕草坪一周，直跨陵园四座大门，入园的游人可循廊绕行，观看刻于墙上的文字，领教甘地精神遗产和生平事迹，或可经草坪直奔祭坛祭奠膜拜。长廊封顶。顶部，生机盎然的绿色植物垂盖着长廊的粉色砖墙，优雅秀美，一如陵园主体的温馨披肩。封顶的长廊上端，是游人另一道祭行通道。环坛绕行，居高临下，祭坛、草坪和整个陵园尽收眼底，可以直接领略陵园简洁、朴素、庄严的风格。

甘地说，“我的生活就是我的信息”。甘地不屑于服饰，只穿一道缠腰布。甘地亲近自然万物，拒绝人类医药，并禁肉食，远色欲。甘地一生奉行简单、朴素的生活方式。毫无疑问，这座陵园的风格是甘地意志的象征。这样的场所，心不可能不为之震动。按照一般概念，甘地的祭坛简单到可称为“无字坛”：没有死者姓名，没有生卒年月，没有死亡原因，没有墓志铭。

虽然一无甘地在世任何信息，墓碑正前方却刻有铭文，以金色不锈钢嵌在黑色大理石祭坛的正面。文是印度文，字是两个字，没有标点： “Hē Ram”。英文可译为“Oh God”（“哦神”），中文可译为“哦天”。这是甘地被刺离世临终前，望着凶手发出的话语。这两个字如诗如咒，终结了甘地艰难孤独的一生，凝聚了他生活的野蛮时代人类悲情，成为甘地留给人类的深奥的信息和神秘的告白。

1947年8月14日子夜，印度宣布独立，狂欢的印度顿成不夜之国。为此一历史性时刻竭诚尽力的甘地却没有出现在庆典上。这位年届八旬的耄耋老者，在加尔各答的贫民窟里一如既往地纺纱织布。深邃的星空笼罩着他坐着的席子，还有他的身躯，那席子是椰子树叶编织而成，他的身躯瘦骨嶙峋。

纺车摇曳，吱吱扭扭，重复吟告着只有漫漫长夜能听懂的悲悯和忧伤。独对巴基斯坦的分离和暴力前景，泪水从甘地瘦窄的面颊垂落。他喃喃有声，为失败祈祷。聆听他的，仍然是那本翻旧了的《薄伽梵歌》，陪伴他的，仍然只有他那副老花眼镜。此后他拖着羸弱之躯走访争端地区，坚持对巴基斯坦实行人道关注。他绝望地表示：如果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不能建立和平，他不希望继续活下去。如同符咒，此语即出，他被印度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刺杀了。倒下去那一刻，他努力抬起头，望着凶手长叹一声“哦天”。那不啻为他毕生祈愿和平的结束语。

不知道是否有人想过这个问题：古今中外几乎所有著名人物，如果有墓，必是碑座竖立。但甘地的墓是卧式的，却又不尽同于躺卧地面的卧碑，而是整体托出地面，呈然平现。其状恰如一个供奉祭品的祭坛。……是的，凭视觉和直觉，我已将甘地陵的主体部分认同为“祭坛”了。坛，作为供奉祭品的所在，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都蕴含宗教意味。甘地陵的主体设计为一个芳草地中的祭坛，甘地的祭坛，甘地品格与精神的写照：祭坛低矮，无需仰视，平视都不成，只能俯视。若沿围墙顶端绕行，整个陵园更在俯瞰中尽收眼底。所以，这祭坛是甘地谦卑与和平人格的象征。此外，将这祭坛置于甘地尸体火化的位置，等于对他一生自我祭献的追认。所以，这祭坛不仅是甘地谦卑与和平的人格象征，更是甘地牺牲与奉献精神的象征。而那一声临终的惊叹“哦天”，发自心魂，简洁、天成、深刻，寓意无限，刻在他的祭坛侧立面，是他一生思想和情感的神来之笔。

在长廊出入口处的墙壁上，刻着圣雄甘地早年对人类社会罪恶的经典描述。这些罪恶至今是人类社会尤其是极权社会无法治愈的癌肿：

◆无原则的政治（Politics without principles）；
◆不劳而获的财富（Wealth without work）；
◆无良知的享乐（Pleasure without conscience）；
◆无品行的知识（Knowledge without character）；
◆无道德的商业（Commerce without morality）；
◆无人性的科学（Science without humanity）；
◆无祭献的敬拜（Worship without sacrifice）。

甘地对人类罪性和社会黑暗的认知如此深入，他的智慧并不比任何一个政治家或哲人浅，可是人们究竟了解甘地有多深？相对于那些坚持不懈地提名甘地获奖的人们，爱因斯坦早在1931年那个漆黑年代的前夜，就发现了甘地的非同寻常。甘地为抗议英国盐税而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步行到海的行动。这一行动取得了胜利。在此后几个月后的9月 27日，爱因斯坦托甘地的友人给从未谋面的甘地写了一封信，称他为 “尊敬的甘地先生”，并在这一称呼之后，加了一个感叹号“！”，接下来，他在正文中表达了对甘地的钦佩：

“您的努力，表达了非暴力成功的可能、甚至与那些没有放弃使用暴力手段的人合作之成功的可能。我们希望您的榜样可以远播到您的国度之外，将有助于建立一种获得普遍尊重的国际性权威，并以此作出决断，并取代战争冲突。”

爱因斯坦并表示，希望有一天能够与甘地见面。

20天之后，人在伦敦的甘地给爱因斯坦回复，称爱因斯坦为“亲爱的朋友”。他说：

“我欣喜地接到您通过桑达拉姆送来的美妙信函。我的工作获得您的赞同是我巨大的宽慰。我确实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在印度我的修行处会面。”

甘地去世多年之后，关于爱因斯坦对甘地的评论，人们在耶路撒冷希伯莱大学储藏的爱因斯坦档案里有了进一步的发现：在一张爱因斯坦的数学手稿的下半页，爱因斯坦用德文写下了他对甘地的评价。这一次，爱因斯坦借泰戈尔对甘地的称呼，称甘地为“圣雄” （Mahatma）：

“圣雄甘地一生的成就在政治史上是罕见的。他发明了一种崭新的、仁慈的方式来消解被压迫国家的战争，并以极大的能量和热情实践它。而这一对于整个文明世界人类自觉意识的道德感召力，将可能比我们这个高估野蛮暴力的时代所看到的要更加持久……”

爱因斯坦在一次英文演说中还表示：

“我相信甘地的见解对于所有我们时代的所有政治家都深具启迪性。我们应当以甘地的精神努力做事：不为实现我们的理想而使用暴力进行奋斗，此外不参与你确认的任何邪恶的事物。”

作为人类的良知和国际性知识分子，爱因斯坦在上世纪人类所有重大国际事务上，始终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早在第三帝国建立之初、二战爆发前12年，爱因斯坦就避开德国人的民族主义的狂浪，洞悉 “希特勒正在通过战争达到目的”。文明世界对德国现代野蛮人的反应相当消极，爱因斯坦对此发出叹息。但是在此之前，爱因斯坦就在印度的贫民窟里，在印度人民对英帝国主义的不合作运动中，发现了甘地非凡的存在。他对甘地的高度评价在西方世界无出其右。不过，囿于国际局势的沉重压力和扭转危局的需要，爱因斯坦眼睛里，甘地的非暴力只是民权运动的一种手段和一种政治斗争工具。然而，对甘地深有研究的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的编辑奥义温德．图耐森则正确地认为：

“当他在印度的众多民族主义追随者将非暴力用于反对英国殖民主义的主要策略和政治手段时，甘地的非暴力是他的原则和理想。”（《圣雄甘地．遗失的桂冠》, 1998-2000, 1999-12- 01）

得甘地精神真传的除了印度本土文学巨匠泰戈尔，就是本世纪的东方藏人，14世达赖喇嘛。

甘地陵植被茂密的封顶长廊也是这座陵园的围墙。围墙之外，是更为宽阔的长满绿草的坪坡。达赖喇嘛曾经站在这绿草坪坡上，面对甘地祭坛，感受到甘地伟大灵魂的感召，并在那里发愿：要终生奉行非暴力原则，为西藏争取公义与和平。

那年是1956年，达赖喇嘛21岁。他首次访问印度，抵达后第一站就是甘地陵园。

1950年，中国军队入侵西藏。中国政府以西藏主人的口气宣布要“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因为这些帝国主义势力“使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陷于奴役和痛苦的深渊”。这是中国中央政府拟定、藏人被迫签署的《十七条协议》中的内容。而当时的西藏只有六名欧洲 “帝国主义分子”，全部是战争期间从印度英国俘虏营里逃出来的难民：一个英国传教士、两个英国籍无线发报员，还有两个奥地利人和一个白俄。当达赖喇嘛从首次从北京的广播中听到他们必须签署的《十七条协议》时，他痛苦地回忆起一个事实：

“自从1912年驱逐最后一批中国军队之后，西藏根本就没有任何外国势力了。”（达赖喇嘛回忆录《我的土地，我的人民》第五章《入侵》。丁一夫译）

由于藏人的超现实主义价值观和对现世权力的澹泊，也因为西藏总共只有8,500人的官兵，不要是用来阻挡旅行者非法入境并兼任警察的，藏人对入侵抱着痛苦的态度，除了少数地区发生抵抗，并未真正起而造反。宗教是藏人的生命线，只要能在寺庙里供奉他们的神祗，这个民族可以忍受各种苦难。

相对于大军入侵，藏人真正的“奴役和痛苦的深渊”，始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入侵之后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达赖喇嘛回忆说：“中共宣称他们是来保护人民的，并且许诺人民宗教自由。然而同时却开始系统性地压制、摧残宗教生活”，“并且要把西藏改造成共产主义社会”。

藏人先在军队占领下退守精神家园，后再在七千座寺庙废墟上，失去精神家园。他们走投无路。1950年中共军队入侵西藏，迟至九年之后，达赖喇嘛才离开西藏印度，大批藏人才开始出逃。而大批藏人并非直接追随达赖喇嘛出逃的 ──虽然国际媒体曾疾风暴雨般报道达赖喇嘛逃亡印度，但一切消息都被中共封锁了。大部分藏人如单巴一家那样，离开家乡是出于生活走投无路，并不知道他们的达赖喇嘛已经人在印度。如果知道，出逃的就不只十万了。有见识的西藏问题学者、专家和分析家认定：西藏与中国真正离心离德，始于在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这个不能须臾离开信仰的民族被剥夺了信仰权利。

早在军队入侵之前，西藏就被当时的国际社会抛弃了。面对西藏国民大会发出的紧急求援呼吁，英国表示爱莫能助，美国更进一步，拒绝接待西藏求援代表团，印度政府则建议西藏放弃抵抗。最后最沉重的打击来自联合国，联合国全体代表大会作出决定，对西藏问题不予考虑。

西藏走投无路。“藏东的人民正被逼入野蛮境地。中藏的人民越来越决心诉诸暴力。”达赖喇嘛回忆说：“到目前为止，我为了和平解决问题的努力一无所获。对于负责任的政府而言，筹备委员会不过是个笑话。我看不出我的努力未来会有成功的希望。”

作为西藏政教合一的领袖，他面临一个巨大的抉择：要么支持藏人的暴力反抗，领导藏人争取公义；要么反对藏人暴力行为，失去藏人对他作为世俗领袖的信赖。达赖喇嘛对此后果看得十分清楚：

“我知道，中国人正在试图削弱我的政治权力，而就我反对人民的暴力本能这点而言，我又是在帮助中国人摧毁人民对我的信任。”

达赖喇嘛在不长的陈述中，将这种感觉陈述了两次：

“更糟糕的是，我感到我正在失去对自己人民的控制。”

“我感觉到，我将无法长久制止他们了。”

达赖喇嘛宁肯失去人民对他作为政治领袖的信任，也要坚持非暴力的抗争：

“暴力反抗不仅不实际，而且也不道德。非暴力是唯一的道德途径。这不仅是我个人的深刻信仰，同时很明显，也符合佛陀的教义。作为西藏的宗教领袖，我被约束着，必须坚守这一点。我们或许将会遭受侮辱，在一段时期里，大多数我们务必珍视的遗产或许将会丧失殆尽，倘若如此，忍辱必定是我们的命运。对这点我毫不怀疑。”

守死善道，忍辱负重，不计成败，躬行不馁，宠辱不惊。这不是政治家的智慧，这却是人类的高贵精神所在。这是达赖喇嘛作为西藏精神领袖的本质特征之一，这也是藏人可以奴役、不可征服的理由。这是生命值得赞美的意义所在。就在达赖喇嘛准备带领世界的弃儿，藏人踏上自我救赎之路的时候，他领受天意一般，接到了印度宗教界的邀请，站在了甘地祭坛的草坪上。那是他生平首次踏上印度土地，那也是释迦摩尼2,500年的诞辰日前夕。在人类于黑暗中祈求和平、祭献自身的圣坛前，他与另一个伟大的灵魂沟通：

“长满绿草的斜坡倾向亚木纳河。我站在草地上祈祷，心里深深感动。我感到我正面对一个高贵的灵魂，一位生前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人的灵魂。这个人致力于保存印度与人类的精神，至死方休。这是一位真正的佛弟子，和平与人类和谐相处的真正信仰者。我站在那里时，心里想着，假如圣雄活着，他将会给我什么样的智慧忠告。我坚信他会将自己的全部精神与人格投入到为西藏人民争取自由的和平运动去。

“我的内心涌动着极其强烈的愿望，真希望今生今世有幸与他相会。我站在这里，感到与他十分接近。我感到他会始终告诫我坚守和平之路。对于他宣扬和实行的非暴力思想，过去和现在我都会坚定不移地信仰。此刻，我的决心更加坚定，无论将遇到什么样的艰难，我都要遵循他的教导。我比以往任何时侯都坚定的决定，我永远不会与暴力相关。”（《我的土地，我的人民》）

达赖喇嘛的佛教不是“麻痺人民的精神鸦片”，也不是消极避世的庙堂木鱼，却与加尔文主义基督教原则相似，是积极入世、干预现实、内外双修的宗教。他曾经数次与基督教领袖坎特伯雷大主教罗伯特．伦西（Robert Runcie）畅谈宗教的社会功能，共同认为政教有交叉溷合之处，就是宗教有责任为人道主义服务，

“宗教不应忽视现实。宗教人士仅仅祈祷是不够的。相反，他们在道义上有义务贡献一切来解决世界上的问题。”（《流亡中的自由》）

达赖喇嘛厌恶政治，一生追求清净事佛，但是他奔走世界各地，会见各国元首，从未停止过自己出访的脚步。

另一方面，达赖喇嘛对现实的干预严格恪守和平理性非暴力原则。他不是不知道有多少藏人被杀，据西藏反抗游击运动所缴获的中共军方文件记载，仅从1959年3月到1960年9月，即达赖喇嘛出走前后，拉萨被杀的藏人就达 87,000人。世界上不会有人比达赖喇嘛对自己同胞的苦难更感同身受，不会有人比他更理解其子民反抗的意志、更赞同他们的宁死不屈的勇气和对西藏的爱，但是达赖喇嘛从不赞同他们暴烈的行动，他宁肯失去他们的信任，也要以“对他们产生作用的唯一方法”“作出一个个人的呼吁”。60年代，远在印度，他在一些藏民武力抗暴的时候，曾把自己的录音设法传递给西藏的游击战士，告诉他们放下武器，停止战斗。此后，达赖喇嘛为了“很多人感觉他们遭到了背叛”，甚至“有几个领袖割断了自己的喉管而不愿离开”感到非常难过。与甘地一样，非暴力，和平主义、人道关怀，是达赖喇嘛信仰的一部分，而绝非一种争取大多数同情、哀兵必胜的政治策略。关于这一点，莫说中国政府官员不能相信，就是拥有自由民主理念的人，没有同等信仰、同等神性，也不能理解。

1989 年，中国以自身的血色迎来东欧世界黎明的时候，达赖喇嘛近40 年拯救西藏文化、宗教的和平努力赢得世界的尊重。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将1989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了达赖喇嘛，表彰他“在争取西藏自由的奋斗中始终如一地反对使用暴力。为保存他的人民的历史与文化遗产，而代之以在宽容与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倡导和平解决问题。”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并认为，达赖喇嘛对人类的贡献在于，他 “从对一切生命的一种伟大的尊重出发，并在对所有人类以及自然的普遍责任的概念基础上，发展了他的和平主义哲学”。

1989 年12月10日，达赖喇嘛在挪威奥斯陆接受诺贝尔和平奖奖章和奖状。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主席埃格．阿尔维克（Egil Aarvik）的颁奖词表明，除了中国，世界都看到了达赖喇嘛的和平努力。他说：

“自从1959年达赖喇嘛就与他的成千上万流亡印度的同胞一起，居住在组织化的社区里。这并非世界上第一个流亡社区，但却是第一个和唯一一个没有任何武力行为的社区。考虑到被占领期间西藏人民的痛苦，这种非暴力方针更加值得注意。达赖喇嘛的反应一直是建议和平解决问题。这将长久地满足中国人的利益。要举出任何历史上的一个少数民族维护自己权益的例子是困难的。没有人象达赖喇嘛那样，对对手采用调和的、协作的态度。”

阿尔维克在授予达赖喇嘛诺贝尔和平奖的时候，委婉地表达了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未曾授予甘地此奖的遗憾，同时以微妙的言辞强调了颁奖现场的委员会成员并非50年前的委员会成员。最重要的是，在将达赖喇嘛与甘地的比较中，阿尔维克用了举世公认的对甘地的尊称── “圣雄”，称这位圣雄是“本世纪最伟大的和平事业领导者”，并表示本年度此奖，也“部分地表达对圣雄甘地的纪念”。以此，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了却了他们耿耿于怀半个世纪的心愿，并终于为他们的历史性错误雪了耻。

确如阿尔维克主席颁奖词中指出的，达赖喇嘛将自己看作是甘地精神的继承者，他在自己的书面答奖辞中，视甘地为自己和其他人的导师：“甘地的榜样是我们许多人的精神源泉”。

半个世纪以来，达赖喇嘛流亡在甘地的故乡，并在这里建立了西藏流亡最大的社区和流亡政府，毫无疑问，在众多的甘地追随者中，达赖喇嘛是甘地精神最直接、最忠实、最伟大的继承人。上个世纪的 1948 年甘地被刺，1949年中国易旗帜，1950年中共军队入侵西藏，1959年达赖喇嘛和他的追随者们流亡印度。1989年那一年，中国在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和100年黎明前的黑暗中，再度失去文明转型的机会，流亡的西藏则彻底浮出中国巨大的阴影，更多地获得世界的认可和支持。1948年那顶遗失在印度的桂冠，从甘地的祭坛上空飘落，找到了自己合适的主人。

达赖喇嘛实行民族自救的环境虽然不及甘地民族独立的环境复杂，但是达赖喇嘛的对手，却比甘地的对手大英帝国更野蛮、专断而无情。达赖喇嘛虽然获得了那顶飘逝在甘地祭坛上的桂冠（以及世界各地各国80多项奖），但是他未必比甘地更幸运：有生之年，他未必能够看到西藏获得自由；临终之际，他未必能够回到自己自由的故乡。因为他把西藏命运背在自己身上，所以他没有功利层面上人生的荣华富贵和安逸泰祥。然而这一切个人荣辱对于达赖喇嘛而言并不重要。世世代代达赖喇嘛转世往生，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普渡众生，解救苦难。从佛教观点看，他们是来到人世间的“道成肉身”，传播宇宙之爱，人类大同，生命之平等尊严是他们到此世间的唯一使命。14世达赖喇嘛身在五行中，意在三界外，他的生命植根于宇宙之永恒存在而不是人生十数载的时空，而且他的精神人格也是他们当中最伟大的一位，他心中惦念着西藏的苦难和人类的缺憾，他何以可能不高贵超圣而谦卑绝俗？

华氏103度，烈日当头，热浪滚滚，这个炎热的印度6月天，几乎要把所有历史沉思都蒸发掉。我们在甘地祭坛前祭拜鞠躬、肃立留影，在达赖喇嘛与甘地灵魂相遇的草坪上，借着树荫席地而坐，心中充溢着一片悲圣悠远的清凉之意。优雅和庄严，净土和圣坛，在广厦毗连、笙歌达旦的中国已经绝迹。同样面对奴役，中国的苦难正在孕育的，究竟是另一个帝国暴君还是另一个布衣甘地？

（记于2009-06-17新德里；补记修正于2010-05-12华盛顿）

【注】本文是将出版的《出中国──流亡西藏纪行》一书《纪行》部分的一节。

□ 原载《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8期2010-06-04、06-17

日期 10-07-13
专题: 华夏快递
文章的URL: http://my.cnd.org/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26305

野鸡大学

2010-07-11T10:48:00.000-07:00

唐骏“学历门”和美国的“野鸡大学”

　　作者：徐贲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

　　唐骏的加州理工学院假博士学历被揭发后，又牵扯出他持有美国“西太平洋大学野鸡大学文凭”的事情。

　　说起“野鸡大学”，先得对“野鸡”作一个简单的定义。“野鸡”一个意思是指“虚假”，“野鸡大学”就是假大学，假大学发的是假文凭。在美国，大学的真假是由专门的学术资格认证机构来认证的，这在后面还将谈到。“野鸡”的另一个意思是指不正规，“不正规”看起来是和“正规”比较出来的，但其实正规和不正规之间，存在许多不同的程度区别，所以，真大学也有不很正规的。我这里要谈到的主要是第一种意义上的“野鸡大学”。

　　“野鸡大学”是美国文化的特色

　　在美国，这种“野鸡大学”的通行说法是“文凭工厂”(diplomamills)或“学位工厂”(degreemills)。有人说，“野鸡大学”有辱斯文，把“学位”或“文凭”像商品一样生产出来，卖给有需要的顾客。其实，许多“非野鸡”大学做的也是这种生意，问题是，“野鸡大学”是没有得到“认证机构”认证的，由于不经认证，所以可以胡来，事实上也常常胡来，成为美国教育的牛皮癣。

　　有人要问，美国不是一个讲诚信的国家吗？怎么会有野鸡大学，而且还这么有市场呢？美国有野鸡大学，其实并不稀奇。首先，诚信程度再高的国家，也不会没有欺诈。其次，诚信越普遍，就越有人钻诚信的空子。在美国找工作，一个人呈交一份简历，包括学历、工作经验等等，雇主一般相信他的陈述，并不会去一一核查，要核查也往往是等他做了什么错事、坏事，让人产生怀疑之后，才觉得有必要去查。“文凭工厂”炮制学位，有的干脆卖一张文凭，外加成绩单，有的需要短期修课，最短的是五天，有的要求交几篇论文或做一些作业，总之，学生无须学习，或者只需要极少的学习，就能取得大学文凭。

　　知道一点美国大学的发展历史，对了解美国的 “野鸡大学”是有帮助的。一般意义上的“野鸡大学”，在美国有长久的历史渊源，是具有美国特色的文化现象，甚至可以说是美国“教育民主化”的一个特产。在美国历史上，所有的大学都曾经是“野鸡大学”，最早的野鸡大学不是不合乎学术资格认证，而是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学术资格认证制度。

　　“野鸡大学”改变了社会对知识的看法

　　美国大学由“野鸡”转变为“不野鸡”，并有所发展，要了解这个过程，就不能不知道一个名叫特纳(Jonathan Baldwin Turner)的美国人和林肯总统于1862年签署的《莫里尔法》。

　　1857年，当时担任众议员的莫里尔 (Justin Smith Morrill)起草了一个法案。这个法案规定，向每一个州赠与一块土地，以鼓励每一个州都建立一所工业大学。出售公地所得到的款项，可以由每一个州用于建立至少一个学院，学院的课程不排斥其他科目，并要列进军事学一科，还要有关于“农业和机工技艺方面的内容，……以便促进对工业阶级的通才教育和实用教育。”林肯总统于1862年签署了《莫里尔法》。现在的许多公立大学都是在《莫里尔法》的推动下创办起来的。

　　课程简单、学生年龄不限，学习时间可长可短，这是非常松散的大学学习制度。但是不要小看这种新型大学的社会作用，它改变了美国人对知识和社会对知识需要的看法。以前种果树、养牛、种玉米被看成是不需要专门知识的，现在有了大学，从事这样的事情，也需要有专门知识了，知识和教育背景甚至成为从事这些职业的一个条件。因此，大学的文凭和学历有了前所未有的重要性，要求获得大学文凭的人也就空前地多了起来。既然有需要，也就会出现供给。于是便出现了美国历史上第一波的“文凭工厂”潮，给那些需要文凭，但又不想真的进大学学习的人们提供现成的“学位”。1876年，主管美国教育的伊顿(JohnEaton)称 “文凭工厂”大学是美国教育的耻辱。可见这个问题当时已经相当严重。

　　美国的学院或大学的数量之多，发展之快，是无与伦比的。1870年，美国的高等院校有563所，到1919年达到近1000所，入学学生总数33万余人。到1935年，美国高等院校的数目达到 1500所，学生100多万人。到1960年，高等院校的数目达到2000所，学生超过300万人。而到1970年，高等院校的数目接近2500所，学生超过700万人。这么多的大学，良莠不齐自然是在所难免的，而“学位工厂”便是其中最低端的。

　　“野鸡大学”和美国大学认证制度

　　美国大学的发展中有重要的民主因素，获得知识是每一个公民的权利，不是少数精英的特权。他们上大学甚至不单纯是为了找到相应的体面工作。有许多职业工作，其实没有上过大学的人也能做，但有大学文凭的美国人做了，也不觉得丢分。令美国人感到骄傲的是：“我们的青年人大约有1/3要上大学，而欧洲国家的男女青年大约只有1/15或1/20是大学生。但在欧洲人看来，这些美国人大多数都不是大学生，就是说，并不是为从事某种专业而作准备的学生。”但是，也恰恰因为美国大学生太多，所以没有大学文凭的人在工作市场上的机会就受到挤压，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于是买文凭便成为他们补偿自己不利条件的一个手段。正是因为社会中有对假文凭的需要，“文凭工厂”这才因缘时会，涌现出来。

　　20世纪，美国出现了第二波的“文凭工厂” 大发展，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1944年的“军人重新安置”法案(GI Bill)让数以百万计的退伍军人进入大学学习。为了一下子吸纳这么多的新学生，美国新开办了许多大学。当然并不是人人进大学都是为了学习知识的，有的人只要文凭，不要学习，文凭便成为显示受过大学教育的唯一实在凭证。更有不上大学也要文凭的，既然有这样的需要，“文凭工厂”自然也就大有发展的空间。当时的“文凭工厂”问题非常严重，所以后来国会在为朝鲜战争退伍士兵制定类似于 “军人重新安置”的法案时，附加了一个条款，规定提供这项服务的教育机构必须符合学术资格认证机构规定的标准。学生只有进入这样的学校才能享受联邦政府的资助，这项规定一直沿用到今天。美国对大学的学术资格认证制度也从此才慢慢建立起来的。

　　要求大学必须得到学术资格认证机构的认证，这本身又产生了新的问题。由于美国的认证机构都是民间私营的，认证机构本身就有野鸡的，因而被称作为“认证工厂”(accreditation m ills)。野鸡大学可以找野鸡认证机构认证，有的“认证工厂”甚至本身就是“文凭工厂”自己开设的。这些野鸡认证机构当然不只是认证野鸡大学，它们往往采用“搅拌式”造假的办法，既认证真的大学，又认证假的大学，把它们搅拌到一起，弄得真假难辨。

　　美国“野鸡大学”的危害和防范

　　21世纪，科技发展，信息公开、畅通，按理说核查一个大学的真假应当比以前容易，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文凭工厂”的欺骗问题反而更严重了。这主要是因为在互联网上可以很容易地制造出一个大学来，做出来的大学网页可以跟正规大学没有什么不同。这些学校往往东躲西藏，有的干脆在美国司法权管辖之外的地方开办，而且经常是开一阵子，骗到一笔钱后就关闭了，然后再换一个名字，另行开张，就算要追查它们，也难以找到业主，使得追查十分困难。

　　在美国到底有多少“文凭工厂”，谁也说不清楚，原因是，一来这种大学都是躲躲藏藏的，二来从这种学校得到学位的人一般都是三缄其口，不愿多说。据美国《高等教育纪事报》的一篇文章说，每年“文凭工厂”的进账高达5亿美元。俄勒冈和密歇根是公布“文凭工厂”名单的两个州，前者的名单上有260所，后者的名单上有600多所，如果统计美国所有50个州，数字一定十分庞大。究竟有多少人从这些学校里得到过学位，获得过文凭，更是无法统计。美国参议院的“政府责任委员会“(GAO)的一项调查发现，联邦政府雇员中，从某3所“文凭工厂”获得文凭的就有463位，从其他“文凭工厂”获得的还不算。8个联邦机构中，有28名高级雇员的文凭是从“文凭工厂”得来的。GAO调查的结论是，这是一个远远低于实际的数字。尽管确切数字的资料十分有限，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已经可见一斑。

　　美国是一个重工作能力胜于重学历的国家，人们对“文凭工厂”发放文凭，对社会有何危害，认识并不很清楚。所以，对许多美国民众来说，了解“文凭工厂” 对社会的危害，这本身就成为必要的社会启蒙。

　　认识到假文凭的社会危害，下一步便是如何察觉和提防。现代科技的发展使得察觉和提防至少在信息技术上不再是一件难事。工作单位在挑选人员时，应该仔细核查当事人提供的资料。例如，2004年5月 11-12日，美国参议院的“政府事务委员会”举行了听证，2004年5月11日GAO发表调查报告，在这之后，联邦政府的“人事管理办公室”制定了一些新政策，规定只有经过联邦承认的认证机构所认证的学校才能获得为培养联邦雇员专用的联邦款项。而且，在人员雇用和提升时，负责官员也必须更注意履历中的有关资料。

　　在美国，有关假文凭的法律是在各州自行制定的，有的州紧一些，有的州松一些，“文凭工厂”大多开设在法律较松的州里。州立法机构充分重视“文凭工厂” 的危害，对其进行限制，也不失为一种可行的办法。例如俄勒冈州禁止在州内申请工作时提供假学位，第一次初犯会予以警告，第二次再犯，便处以罚款。如果别的州也照此办理，那么“文凭工厂”的生意应该是会大大减少的

文凭工厂

2010-07-10T16:33:00.000-07:00

广州日报

美国学历造假“产业”产值达到5亿美元

打假行动中搜出的各色假文凭

最近几天，“学历门”事件在国内闹得沸沸扬扬。方舟子称，西太平洋大学实际上是一所提供文凭买卖的“文凭工厂”，亦即所谓的野鸡学校。

在美国，由于缺乏法律监管和道德约束，加上社会对高学历的急切需求催生赚取暴利的机会，冒充美国正规高校的文凭工厂在互联网上蔓延。

“文凭工厂”已经形成一条规模巨大的“产业链”，贩卖假文凭从造假、推广到销售环环相扣，“井然有序”。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文凭工厂网站数以百计，学历造假“产业”在过去几年中翻了一番，产值估计达到了5亿美元。

危害：恐怖分子买假文凭

文凭工厂“产业”盛行，对正规大学提供的在线课程无疑构成很大的打击。甚至有雇主因为怀疑在线课程学历的真实性，对持有在线课程学历的求职者一概不予考虑。

买假文凭赴美深造

恐怖主义活动的阴影令文凭造假更具破坏性。据美国媒体报道，2005年8月，美国当局在调查一些文凭工厂时，竟然发现有文凭工厂曾将假学历卖给恐怖分子。

调查人员在搜查中发现许多假文凭售往沙特阿拉伯，疑遭恐怖分子利用，引起国家安全部门重视。

此外，还有一名具有叙利亚军队爆破专家背景的人向文凭工厂申请购买假文凭。

分析人士认为，恐怖分子可能会通过购买假文凭来获得在美国高等学府深造的机会，甚至混入敏感部门和公司的高层任职。

在美国一些州，通过假文凭甚至就能够换取驾照这种重要的身份文件。

现象：7天毕业 89美元买硕士学位

美国很多文凭工厂主要在互联网上经营，推销号称能短期获得文凭的在线课程招徕想购买假学历的客户。

“文凭工厂”抓住客户希望在短时间内获得文凭，从而提高自己的职场竞争力的急切心理进行推销。

它们诱骗客户的手段几乎如出一辙：“根据您的工作和生活经验，我们能为您度身订造文凭课程，最少7天就能毕业，赶紧把握这个机会吧！”

假成绩单、假推荐信“一条龙”

“文凭工厂”网站往往伪装成正规大学网站的模样，令客户信以为真，认为确实有这样一所大学的存在。它们还懂得花些许钱在网上做广告，使得自己混入正规大学在线课程的链接中间，使得客户难辨真假。

据悉，有的文凭工厂还装模作样地要求客户参加一次小考，或者提交一篇短文。而另外一些则赤裸裸地直接出售各种学历文凭（包括博士文凭），它们根本不会询问客户的任何背景。

在美国，假文凭和假职业证书在互联网诈骗类型中位居首位。过去十年，由于缺乏法律监管和道德约束，加上社会对高学历的急切需求催生赚取暴利的机会，冒充美国正规高校的文凭工厂在互联网上蔓延。据估计，在线“文凭工厂”已经成为一项价值数以上亿美元计算的跨国暴利“产业”。

据报道，文凭工厂造假不仅包括假文凭，还包括了一整套假成绩单、假推荐信等“一条龙”服务，甚至连假的文凭验证机构都应运而生。

一个“文凭工厂”网站显示，获得一份硕士学位文凭只需89美元，如果需要成绩单，则额外加收80美元。要想成绩单上有“A”（优秀），就还要再加收20美元。

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文凭工厂”网站数以百计，学历造假“产业”在过去几年中翻了一番，产值估计达到了5亿美元。

根源：缺乏监管

导致文凭工厂产业盛行的主要原因，一方面由于假学历的需求强大，另一方面是因为法律监管缺位。

在美国阿拉巴马州和密西西比州，由于州政府的打假法规软弱无力，导致文凭工厂在当地尤其盛行。相比之下，美国很多州有法规对使用假文凭的行为予以严厉惩处，导致很多文凭工厂倒闭。

虽然很多雇主会对员工进行背景审核，但是很多雇主特别是小型商业雇主的审核往往很随便。有时候，甚至连刑事背景审核都会有误。美国劳工部门建议，雇主一定要打电话去美国教育部或者联邦贸易委员会等相关机构来审核求职者的背景，并且要到不同部门进行交叉审核。

右派反思

2010-07-09T16:57:00.000-07:00

右派们反思苦难的几个视角

茉莉 2010-07-09

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越来越发现，在半个世纪前的反右运动里遭罪的右派们，其言行和命运，对今天争取自由民主的我们具有何等的意义。人类的经验是可以跨代传递的，人们需要通过回忆来构建历史，以指导今天和未来。

近年来，国内外关于反右的回忆录和研究成果多了起来。那次残酷的思想整肃运动，其复杂的来龙去脉在人们眼里逐渐清晰。但白云苍狗，当年受难的五十五万右派分子，幸存于今天的已经只有一万多人了。那么，今天幸存的和已故的右派，他们怎样认识那场运动，怎样反思自己所经历的苦难？

今年二月，为了在中国的土地上留下右派们一息最后的声音，许良英、茅于轼等年迈的学者发起了《关于召开反右运动学术研讨会的倡议书》。倡议书的目的是：要以“独立、自由、实事求是的普世价值为依据”，来推动中国社会的政治文明发展。他们令人震惊地宣称：“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成为右派也是一种历史的最高恩赐。”

这些老右派的宣言，大有“这茫茫黑夜就是我的光明”的加缪式生命美学精神，即借助生活中的苦难来发现人生意义。这种自我认识的视角，深具历史感和启蒙价值，达到了开悟的境界，也让人看到了这批老人不朽的铮铮铁骨。

◎ “母亲打儿子”论调的奴性和势利

但是，许良英们只是老右派中极为稀少的正直的思想精英。在1978年平反后，右派们的表现可谓形形色色。按照平反后三十年来的表现，对右派进行分类比较，我们可以认识到，

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所具有软弱性和人格缺陷。

第一类是持“母亲打孩子”论调的。这种普遍流行的论调，据说最初来自五十年代著名的右派作家刘绍棠。1979年，刚平反不久的刘绍棠对一位作家同行说：“我们俩都是党的孩子。……我是调皮的孩子，结果是咱们俩都挨了打。娘打孩子，孩子也就不去计较了。”

持这种论调的有一连串著名文化人，如曾获斯大林文学奖的女作家丁玲，她的著名言论是：“娘打孩子”的屈辱都不值得再提。曾被发配新疆改造的王蒙，也在其小说中借人物之口表达相似观点：“亲娘也会打孩子，打完了，气消了，会搂上孩子哭一场。”其他还有作家张贤亮，以及到处演讲，称自己是“娘错打了的孩子”的曲啸。

这种貌似深明大义的论调，成功地淡化了反右运动迫害人权的性质，阻止了罪恶的清算。把中共政权比喻为“母亲”，完全颠倒了人民和政权的关系。即使这些老右派心甘情愿认共产党为母，如此长期地以残忍手段虐待孩子的“母亲”，在文明社会也是要受到法律惩处的。

为什么这一类右派毫无个人尊严感？这是由于中国上千年专制对人的奴化，使奴性融入中国人的意识之中。鲁迅先生曾说：中国历史上只有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在平反之后，那些本来就盲目跟随共产党、并承认强权哲学的文人，发现做稳奴隶的机会来到了，于是争先恐后向当局效忠输诚，以获取自己的利益。“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谭嗣同语)。于是，一心跟党走的王蒙成了文化部长，老右派朱镕基当上中共的国务院总理。

◎ 明哲保身哲学消解反抗精神

绝大多数右派在 1978年以后接受了“平反”的概念，高兴地看到自己属于官方文件规定的“错划”范围。“平反”对每一个右派的个人命运来说，确实是可喜的改善，但对于整个反右运动的认识，却是一种严重的谬误，因为，一旦右派们承认自己属于“错划”，需要“平反”，这就肯定了反右运动本身的正确性和必要性。

这一类右派们的心理是可以理解的。他们遭受了长期野蛮的迫害，身处社会底层只看到官方编织的谎言，对社会制度的改变已不抱希望，只是抱怨自己被 “错划”，只是诉说自己所经历的非人待遇，只希望能改变个人处境。即使对反右运动心怀怨愤，为了避免更多的灾难，他们也只好尽可能沉默，驯服地接受现实。

老右派铁流先生在《中国右派从未起义》一文中描述了真实的情况：“由于中国知识分子贫困，是附在皮上的毛，一当为执政者或老板除名，只能痛哭流涕，检讨认错，除此岂有它哉？”“可是做了半世贱民的老右不少人还心存余悸，瞻前顾后，谨小慎微，仍不敢挪动半步，惟恐取消医疗劳保，减扣退休工资，甚而批斗抓捕，没有一点‘与时俱进’的风范。”

个人的生存本能，加上中国人“明哲保身”的传统，使这一类老右派不能去做深刻的历史追问：一个健全的社会应该有“左中右”各色政治光谱，为什么当年我就不能做右派？反右运动侵犯人权的罪责应该由谁来承担？中国文化传统具有消解反抗的巨大力量，当老右派们终于认命的时候，他们的生活平静了，作为独立知识分子的个体却已经消失。

◎ 从鸣冤叫屈到举起维权的旗帜

幸好还有一些不肯认命的中国老右派。他们或编撰书籍，出版回忆录，由个案入手拼凑出完整的反右史，以纠正共产党伪造的假历史；或组织“五七学社”、召开研讨会，对那段历史进行深入反思。更可贵的是，一些老右派以受害者的身份，向当局要求道歉和索赔。

据俞梅荪报道，今年2月27日北大举办春节校友联谊会，原北大著名学生右派王书瑶和王国乡胸前挂着“右派冤”的牌子，在会场里绕场亮相。他们的诉求是经济索赔，并向北大校方讨一个说法。尽管不被当局理睬，但这种公开展示的抗争姿态，是中国右派维权史上的一个象征。

在2007年反右五十周年之际，海内外右派纷纷发起维权运动。新疆、上海、重庆和北京都有右派及其亲属发起连署公开信，表达索赔诉求。其中规模较大的是2007年4月，任众、燕遁符、铁流和俞梅荪联名上书胡锦涛，要求彻底否定“反右派运动”的错误，赔偿其经济和精神损失。2010年4月20日，陆清福等60位四川右派向最高法院提起集体诉讼，起诉党的总书记胡锦涛、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胡邦国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要求三被告向552 877名受害者赔罪道歉。

◎ 应从历史视角反省集体责任

对反右运动的反思涉及一个更深刻的问题：为什么如此有组织的、大规模的迫害人的运动能够在中国发生？毫无疑问，我们应谴责毛泽东及其中共的极权主义，但毛泽东为何能如此轻而易举地，一次又一次地制造巨大的罪恶？

实际上，在反右和文革两场对知识分子的大围剿中，正由于很多人（包括知识分子自己）的参与、容忍或旁观，毛泽东的阳谋或阴谋才得以实行。宋永毅先生在汇编《中国反右运动数据库》之后，把一部中国反右史，归纳为中国民主人士和知识精英的互害、自残乃至自虐的历史。他举出积极参与反右的例子不少，其中有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被誉为大师的茅盾、巴金、老舍和曹禺等人。

哈维尔曾经指出：“我们大家都多多少少对这部极权机器之得以运行负有责任。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仅仅是这部机器的受害者。要知道它之所以能运行，我们每个人都曾出了一份力。”在中国反右运动中，不少人既是施害者，也是受害者。很多人用赞成和沉默的态度，支持了毛泽东的恶行。

这就需要我们以新的视角认识反右运动。二战以后，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发表了《德国罪过问题》。雅斯贝尔斯在此书中反思德国的纳粹问题，说：“我们全都有责任，对不义行为，当时我们为什么不到大街上去大声呐喊呢？”雅斯贝尔斯将罪过分为四种，国家或政权应该从法律、道德和形而上等三个层面承担罪过，但普通人民必须在政治层面上承担责任。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点：公民对国家罪行负有集体责任，并应当进行集体思过。

从反右到文革，再到六四屠杀，一系列历史灾难展示了我们民族性的黑暗面：对邪恶的姑息造成自由的丧失，信念的失落造成人的异化。幸好我们还能听到许良英们苍老而刚劲的声音：要“洗刷国家民族的耻辱”！

中国现状分析

2010-07-08T14:31:00.001-07:00

中华网　兰德公司亚太政策中心。

如果20世纪的中国是一个富裕和统一的国家，我们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我们就不会有第二次世界大战而是第二次欧洲大战。中国能够阻止日本侵略或者打败日本。美国在这些冲突上的花费从根本意义上会减少很多，因为珍珠港事件不会发生。我们和整个世界，更不用说10亿中国人，一个多世纪以来，已经为中国的弱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世界需要一个健康的中国。

中国的需求对日本走出衰退起到了促进作用。日本状况给世界经济带来了风险。关于这一点，怎么说都不夸张。日本巨额的债务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逐渐波及到全世界。在中国有力的帮助下，危险似乎已经过去。中国全球化给美国带来了很多影响。

最明显的是，中国成为美国商品最大的市场。可口可乐早就完成了那个看上去像是神话的目标：卖10亿瓶可口可乐；曾经嘲笑中国梦的通用在中国卖了很多的别克汽车，在困难时期，中国带来的利润占通用利润的很大一部分；中国联想购买IBM个人电脑业务，挽救了这个垂死部门的工作岗位。中国提供更低价的生活必需品给美国人的生活水平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尤其是对我们不是那么富裕的居民而言。有迹象表明由于能够购买中国低价的出口货物，低收入美国人的生活水平可能提高了5%到10%。

中国金融体系的不合理意味着中国建造了垂死企业，导致巨大的生产力过剩。近些年来，中国财政政策上的反复无常导致过度建造，对铁、铝、水泥和其他原材料产生了巨大的需求。日本人和现在的中国人看上去似乎会买下世界上所有的东西，但是当你看到他们的财政状况的潜在问题时，你会发现一个黑洞。日本人在90年代陷入了这样一个黑洞，至今还在努力地爬出来。中国人很多年后仍将会为目前这种无节制的狂热的购买行为感到心痛。

目前，中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中国的银行是我们所知道的世界上最糟糕的银行。中国每一代，都有相当于美国规模的人口从农村涌入城市。每年，都有1200- 1300万新工人加入就业大军。在制造业，生产力对就业的影响比我们国家要严重得多。到2020年，中国人口老龄化会使工作人口与不工作人口的比率成为世界上最糟糕的，比日本更甚。如果没有特效的新政策的话，中国的经济在那个时期就会狠狠地撞墙。到2020年，以我们的标准来看，它会是一个非常穷的国家。

中国人缺乏诚信和社会责任感。中国人不了解他们作为社会个体应该对国家和社会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普通中国人通常只关心他们的家庭和亲属，中国的文化是建立在家族血缘关系上而不是建立在一个理性的社会基础之上。中国人只在乎他们直系亲属的福址，对与自己毫不相关的人所遭受的苦难则视而不见。毫无疑问，这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道德观势必导致自私，冷酷，这种自私和冷酷已经成为阻碍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最关键因素。

中国从来就没有成为一个法制社会，因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守法行为格格不入。中国人老想走捷径。他们不明白这样一个事实：即成就来自于与努力工作和牺牲。中国人倾向于索取而不给予。他们需要明白一个道理：生活的真蒂不在于你你索取多少而在于你能给予社会和你的人类同胞多少。

大多数中国人从来就没有学到过什么是体面和尊敬的生活意义。中国人普遍不懂得如何为了个人和社会的福址去进行富有成效的生活。潜意识里，中国人视他们的生活目的就是抬高自己从而获得别人的认知。这样一来，一个人就会对"保有面子"这样微不足道欲望感到满足。"面子"是中国人心理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它已经成为了中国人难以克服的障碍，阻碍中国人接受真理并尝试富有意义的生活。这个应受谴责的习性使得中国人生来就具有无情和自私的特点，它已成为中国落后的主要原因。

中国人没有勇气追求他们认为正确的事情。首先，他们没有从错误中筛选正确事物的能力，因为他们的思想被贪婪所占据。再有，就算他们有能力筛选出正确的事情，他们也缺乏勇气把真理化为实践。

中国人习惯接受廉价和免费的事物，他们总是梦想奇迹或者好运，因为他们不愿意付出努力，他们总想不劳而获。很少有中国人明白一个事实，就是威望和成就是通过一步步努力的工作和牺牲实现的，不付出就没有所得。简单来说，如果是为了谋生，那一个人只有去索取；但如果是为了生活，一个人必须要去奉献。

由于在贫穷的环境下生长并且缺少应有的教育，大多数中国人不懂得优雅的举止和基本的礼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着装笨拙粗鄙却不感到害羞。他们在青少年时所受的教育就是如何说谎并从别人那里索取，而不是去与别人去分享自己的所有。

中国是一个物产丰富的国家。但无限制生育政策所带来恶果使得中国成为了无限廉价劳动力的输出国。这些输出也包括那些受过教育的劳力输出，除了他们的教育水平，实则和其他一般苦力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中国大规模生产的便宜产品降低了输入这些产品的地区的商业信用度。由于技术落后，管理失败，中国制造的单位能耗要比发达国家如日本，美国高出很多。因此，随着出口额的增加，中国在扩大生产的同时丧失着宝贵的能源。同时，这种行为也严重的污染了环境，使中国变为全世界最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国家。

目前中国正在遭受着资本主义社会2大邪恶的折磨，即环境的破坏与人性的丧失。由于中国人天生的贪婪的本性，它们可以毫无保留的接受资本主义的阴暗面即无止境的追求利润，忽视人的尊严。中国人对西方的技术与产品狂热追求却对西方管理文化所强调的坦率，直接，诚实这些品质漠不关心。

由于中国文化不鼓励敢于冒险这种优良品质，所以中国人极力避免冒险，他们也不想寻求机会来改善自己的生活。中国人对于生活的平衡性和意义性并不感兴趣，相反他们更执迷于对物质的索取，这点上要远远胜于西方人。大多数中国人发现他们不懂得"精神灵性"，"自由信仰"以及"心智健康"这样的概念，因为他们的思想尚不能达到一个生命（补：即肉体和灵性的并存）存在的更高层次。他们的思想还停留在专注于动物本能对性和食物那点贪婪可怜的欲望上。

在中国人的眼中，受教育不是为了寻求真理或者改善生活质量，而只是身份和显赫地位的象征和标志。中国的知识分子从别人那里得到尊敬并不是因为他们为了别人的幸福做过什么，而只是因为他们获得占有了相当的知识。事实上，他们中的大多数只不过是一群仅仅通晓考试却从不关心真理和道德的食客。

中国的教育体系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失败和耻辱。它已经不能够服务于教育本应所服务的对象：社会。这个教育体系不能提供给社会许多有用的个体。它只是制造出一群投机分子，他们渴望能够受益于社会所提供的好处却毫不关心回报。

中国可以培养出大批的高级技能人才，但却很少可以培养出合格的可以独立主持的管理级专家。服务于一个公司或者社会，光有技术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勇气，胆量，正直和诚实的领导才能，这恰恰是大多数中国人所缺少的品性。正如亚瑟。史密斯，一位着名的西方传教士一个世纪前所指出的，中国人最缺乏的不是智慧，而是勇气和正直的纯正品性。这个评价，虽然历经百年，如今依旧准确诊断出中国综合症的病因。

大多数中国毕业生对选择出国并为外国工作不会感到内疚，事实上他们首先欠下了中国人民在教育上为他们所做出的牺牲。随着传统文化价值观的破坏和逐步衰弱，大多数的中国人，包括受过教育的人都徘徊在精神和内心世界的路口，像迷失的狗一样不知何去何从

马克思主义邪教

2010-07-08T13:59:00.000-07:00

·李一民·

自从1848年由马克思起草的《共产党宣言》发表 162年以来，全世界不知道有多少所谓“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竞相吹捧和炒作，吹得天花乱坠。直到今天，中共用全国人民的血汗钱精心喂养的数量庞大的职业宣传客们还越吹越有劲，说它是“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是“十分严密的科学理论体系”。“坚持马克思主义”写在中国的宪法里，是邓小平定下的 “四项基本原则”的第一项，是中国人不可逾越的底线。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8年第四期刊登了董德刚的题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意义》的文章，文中说 “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有7000多万党员的大党，中国作为一个有13亿多人口的大国，必须有一个共同理念和精神支柱，否则，必然是一盘散沙，党将不党，国将不国。这个共同理念和精神支柱，只能是马克思主义（包括其创新成果）。” ，“假如抛弃了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就会分裂，我们国家就会陷入混乱……”

我认为近百年来中华民族遭受最大劫难的根源就是马克思主义，全世界也深受其害。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什么货色？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共产党宣言》。在我看来，这宣言里根本就没有什么真理；恰恰相反，其中尽是谎言、偏见、谬误和荒唐的逻辑。在此不妨先从宣言原文中提出几段话逐一进行分析和批判。

1、 “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这个命题对于马克思主义至关重要，因为它是其阶级斗争学说的一个重要论据；可是，这不过是一个并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伪命题。

地球人类几千年的历史，首先是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历史，是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历史。因为有了不断的发现和发明，人类才得以从石器时代逐步进入铜器时代、铁器时代和近代、现代社会；马匹的使用、有轮车的使用，弓箭、火药、印刷机、蒸汽机、内燃机、发电机、电动机、水泥、火车、汽车、飞机、计算机……等等发明，以及各门基础科学的产生和发展都有力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这才有了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物质生活的逐步提高。

过去几千年的历史更是人类逐渐认识自身、认识社会的历史，是社会科学不断进步、人类不断文明的历史，是“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的历史。在任何时候、任何社会，为了人们能友好相处、竞争上进，总会有一些先知先觉的人想出一些调整和规范人们精神和思想的理论体系，惩恶扬善，通过使人恐惧以克服过分的自私，通过给予表扬、嘉奖使人得到尊敬，使其大公无私。这种理论体系包括图腾崇拜、自然崇拜、祖宗崇拜、集体主义、民族主义、生命轮回、天堂地狱、犹太教、孔孟之道、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以及近现代思想体系和政治、法律等等。因为有了这些理论，特别是有了基督教以来，虽然出现过多次宗教战争，但整个人类社会还是越来越进步了，而且进步的速度越来越快。几千年以来世界各民族（或部落、种族、国家）相互残杀和征服的势头逐渐得到了遏制。过去中国须要修筑万里长城来防御外族入侵，现在只要有国际法就可以了。欧洲还在很大程度上淡化了国界的概念。这些促使人类进步的好的思想政治体系也是科学技术进步和生产力发展的前提，所以这一方面的不断进步显然是人类历史的最重要内容。

过去几千年的人类历史也是各民族（或部落、种族、国家）之间互相竞争、互相争夺、互相残杀的历史。在进入饲养动物和种植作物时代以后，有了较多的私有财产，而且地区之间、民族之间的差别很大，又没有如现在这样的国际法统，所以在将近四千年的人类历史阶段中侵略掠夺和占地征服事件频频发生。在东地中海周围地区，几乎每个国家都经历了很多次外族入侵或被迫迁徙，例如：埃及曾经被亚述人、波斯人、马其顿人、罗马人、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先后征服；耶路撒冷原来是犹太人的家乡，曾经先后被埃及人、亚述人、巴比伦人、波斯人、马其顿人、希腊人和罗马人占领；中国也曾经多次遭受外族入侵，现在的北京在历史上就曾经多次易主：蓟国、燕国、秦国、辽国（契丹人）、金国（女真人）、元朝（蒙古人）、明朝、清朝（满族人）。

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有贫富之差和地位之别，这是必然的。只要社会结构基本合理，人们有比较平等的奋斗机会，贫富差别和地位差别就是正常的，也是必要的。随着社会进步，特别是在基督教社会，人与人之间的政治地位越来越变得平等了，奋斗的机会平等了。

阶级斗争，贫富之斗，不是人类历史的主要内容，更不是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历史上各个部落、民族、国家之间的斗争，并不能说成是穷人和富人之间的阶级斗争。在各个部落、民族、国家内部的历史中，阶级斗争也不可能是主要内容。因为假如哪个部落内部的穷人和富人之间不能和谐相处，而是发生内斗，即发生阶级斗争，就会削弱整个部落的对外力量，就会被别的部落吃掉。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情况也是一样，都必须努力协调内部关系、团结一致才能进行对外征服或抗御外来入侵。

人类的本质中本有善的一面，除非不得已而斗，总还是希望友好相处。

在中国历史上，多次由于皇帝荒淫无度，或加上重大自然灾害，迫使农民起义。中共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把历史上的每一次农民起义都说成是阶级斗争，并说这些起义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实际上这些起义除了能给统治者以警告外，都没能使农民成为统治阶级，而是由另外的人出来当了皇帝，实现改朝换代，也没有在多大程度上促进历史进步。1851-1864年的“太平天国”更是祸国殃民，有上千万人为之丧命。实际上不过是洪秀全们借用了一些西欧空想社会主义的口号，用 “天国”的梦呓欺骗农民，以实现自己当皇帝的梦想。

马克思之所以要把人类的全部历史硬说成是阶级斗争史，就是为了创立他的阶级斗争学说。既然论据不成立，所得出的理论也就不可能是正确的。

2、“资产阶级时代……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这是马克思对于欧洲社会在1847年或此后几十年时间内（反正应该是在他的有生之年以内）阶级构成的描述。这种阶级分类法简单明了，但真实情况远非如此。就在此文前面他说，资产阶级“把医生、律师、教士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那么这四类人也算是无产阶级了？那还有教师、学者、艺术家呢？还有经选民选出的议员呢？事实上，在没有实行马克思主义的西欧北美国家至今也不是明显分成两个阶级；而在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几十年的国家内阶级构成更复杂，压迫剥削更严重。

3、马克思认为只有工人劳动，资本家不劳动，只是剥削，说当时的社会是“劳者不获，获者不劳。”

这显然是很片面、很错误的。可以结合现在中国的个体老板和企业家来看，其实资本家比工人一般都劳动得更多，也辛苦得多；而且他们此前还要有更多的学习、锻炼和竞争，还要有资本，要承担风险。劳动一词，除了体力劳动以外，还有更多、更重要的是脑力劳动，包括组织、管理、技术、资本运作等等。资本家和工人都是社会必须有的；而且可以说，资本家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更重要方面。中共在“闹革命”的时候，总说资本家不劳动，只会剥削工人；地主不劳动，只会剥削农民。可是，在改革开放后的今天，中共的干部管理工厂、管理农村，就只强调他们自己如何如何重要，贡献如何如何巨大，工人、农民就什么也不是了；工厂书记和厂长的收入往往是工人的很多倍。工人的地位比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低多了。

4、“无产者没有什么自己的东西必须加以保护，他们必须摧毁至今保护和保障私有财产的一切。”

“无产阶级，现今社会的最下层，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

“共产党人……最近的目的就是要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马克思的所有这些话要是搬过来对着今天中国的二亿多农民工和大多数的工厂工人说说，也许能够引起一些共鸣。可是，即使是今天中国的贫富差别再大，中共利益集团再腐败，由于最下层的工人、农民也有了自己逐渐增加的哪怕是一点点私有财产，也有了自己逐渐改善生活的希望，他们就决不会认为有由工农起义以革命推翻共产党政权的必要。而且，在中国也很少有人相信：由工人农民自己去取代现在的中共官僚，实行第二次无产阶级革命，就一定会比他们的第一次无产阶级专政更好些。再说，无产阶级专政可不是马克思看到的资产阶级专政那么好惹的，莫说拿枪动武，就是说说坏话也不行。中国人民可以推翻封建王朝，也可以由共产党领导、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推翻民国政府，但绝不可能再推翻共产政权——虽然它是最罪恶的政权。即使是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公共食堂那段人民遭受极端奴役、饿死了几千万人的年代，人民也不敢设想以暴力摧毁共产党的统治。这就如同现在的北朝鲜人民不可能起来推翻邪恶的金正日政权一样。

由马克思们天真地构想的无产阶级专政在中国实现了60年，中国的工人农民得到了什么呢？在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中可以说什么好处也没有得到。现在中国的农民工比起马克思那时欧洲的无产阶级还要艰苦得多，但是比起他们过去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当“国家主人”却是好了1000倍还不止。

现在那些没有实行马克思主义革命的西欧北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的收入比我国工人、农民高出不知多少倍，他们有投票选举议员和各级官员的权利，而中国的工人农民实际上任何选举权利都没有。可见马克思当年极力鼓吹的那些革命根本就没有必要，相反地还导致了很坏的结果。

5、“……，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

“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和。”

劳动大多是艰苦的，但它是维持生命、创造财富和实现社会进步不可或缺的。人们之所以劳动，主要是为了解决衣食住行等自己需要和完成社会义务不得已而为之。为了过得更好，为了超过别人，赢得尊严和荣誉，人们拼命劳动。但是，这一切都仰赖一个前提：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的私有制。如果一旦按马克思说的“消灭私有制”，体力强、脑力强、勤劳刻苦的人和又笨又懒的人分配同样的财富，奖勤罚懒的社会机制就会变成奖懒罚勤，那就很少再有人拼命劳动了，社会必然难以为继。

在中国，1949年以后在城市里就是这样根据马克思主义“实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而在农村，主要是在革命武装的威力之下，发动贫农捉来“地主”进行残酷斗争，同时没收地主的田土房屋和家庭生活用品分给贫下中农，实现财富“平等”，进而建立农业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逐步地消灭了私有制，建立了公有制。历史证明，这种做法的效果都很差。在中国1949年以前是大家比富，人们勤劳节俭；后来是大家比穷，谁也懒得多做，不敢致富；以前懒人大家瞧不起，称为“懒汉”、 “二流子”；后来正是这些人很神气，很多当了基层干部，有的还当了乡长、县长。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都在夺权以后没几年就出现粮食紧张，继而出现大饥荒，总共饿死了大约一亿人；工业也是一团糟。故而又要实行“改革开放”、企业实行“破产”、“改制”。既知现在，何必当初？如果说现在是正确的，又怎能说过去也是正确的呢？

而且实行公有制以后社会风气也会越来越坏。在公有制下只有官员的权力最有用，滥用权力、以权谋私、投机取巧、阿谀逢迎之风必然盛行，老实劳动和说真话的人必定吃亏，在实行马克思共产主义的国家的实践无不有力地证明了这种规律。消灭私有制后建立起来的“公有制”实际上不过是党有制、官有制罢了；就是从过去一部分人的合法私有，转变成了现在另一部分人——主要是党政官员及其亲属的非法私有。朝鲜领导人就是实行世袭制，古巴也是哥哥传给弟弟。有些人说，假如毛岸英当年不死的话，很可能我们现在正归他管着呢！

6、马克思认为：“全人类的解放的希望在于新兴的无产阶级”，他认为“无产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这些论断显然是错误的。

首先，马克思所说的“全人类的解放”就是一个伪命题，过去几千年没有、今后也永远不存在全人类解放的问题，只有不断发展进步，通过民主机制实现人人平等。效果最好的就是现在西方先进国家运行的这种自由民主模式，在这里什么不合理的问题都可以和平解决，制度可以不断完善。

无产阶级就是现在说的打工者，应包括蓝领工人、农民工、临时工、农民（中国农民现在没有自己的土地）、失业者、和部分低端的白领职工等，一些投资失败的企业家、商人等和失业的大学生、技术人员也可能参与打工者的队伍。马克思说“无产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这是别有用心的骗局，是他出于编造那些荒诞理论的需要。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不是无产阶级，而是那些促成社会进步、科技进步、生产力大发展的思想家、政治家、科学家、经济学家、金融家、发明家、工程师、企业家（资本家）……等等；甚至也包括军事家，如美国的开国元勋乔氏-华盛顿将军、指挥诺曼底登陆的艾森豪威尔将军等，他们为保卫先进的思想理念、政治制度、民主政权起了重要作用。无产阶级队伍中也可能产生出各种专家来，但到那时他发了财、有了地位就不是无产阶级的成员了。无产阶级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先进性，它只能是社会上文化较低、地位较低、收入较低、人数较多的人群，是相对的弱势群体。这一点在现在的中国最为突出，有很多城市工人、农民工的工资低得可怜，境况很差。例如，中国的特大企业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下面无数的加油站职工基本上都是临时工，每月工资大多不上一千元，很多原来的国营企业经过“破产”、“改制”等处理后，工人工资也只有千元左右。在西方，政治家、社会学家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保证无产阶级成员的政治地位和经济收入不致太低，要尽量照顾弱势群体，缩小贫富差别。所以西方国家无产阶级的地位反而比我国高很多，工资也高得多，很多“无产阶级”的成员进入了中产阶级行列。

现在中国的党政高官都自我标榜为无产阶级，或无产阶级的“代表”，说中共（现有党员 7800万人）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组织。这些都是骗人的，是在继续愚弄我们无产阶级。中共高官公开的工资是有限的，但他们的权威、关系是无限的，都可以 “变现”，所以他们的子女亲戚朋友都有钱有势。目前的现实就是：我们的“代表”对我们实行“专政”，这还远不如“被资产阶级专政”的好！

7、在《共产党宣言》中，确实提出了要“消灭家庭！”，“用社会教育代替家庭教育”，实行“公妻制”。

在这里，马克思的解释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的家庭是建筑在资本上面，建筑在私人发财上面的。这种家庭的充分发展的形式，只是在资产阶级中才存在，而它的补充现象是无产阶级的被迫独居和公开的卖淫。”

“无产者的一切家庭联系愈是由于大工业的发展而被破坏，他们的子女愈是由于这种发展而被变成单纯的买卖对象和劳动工具，资产阶级关于家庭和教育、关于父母和子女的亲密关系的空话就愈是令人作呕。”

“我们的资产者不以他们的无产者的妻子和女儿受他们支配为满足，正式的娼妓更不必说了，他们还以互相诱奸妻子为最大的享乐”。“资产阶级的婚姻实际上是公妻制”

“人们最多只能责备共产党人，说他们想用正式的、公开的公妻制来代替伪善地掩蔽着的公妻制。”

《共产党宣言》中的这些内容，如果不是引用原文就很难让人相信。

对此我只说三点。首先看看现在的西欧北美国家，家庭中父母和子女的关系、夫妻关系都很不错，很健全。虽然在欧洲很多国家有过性解放运动，但现在社会风气都很好，强奸案例极少，特别是公务员和有身份的名人很少有男女作风问题，一旦曝光就会身败名裂。难道在马克思那时候就真有那么差吗？如果是因为在这一百多年中变得越来越好了的话，岂不是说明马克思当初所鼓吹的革命本来就没有必要？

第二，再看看在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可以说是最重视家庭的了，但他们只管自己的家庭，官员以权谋私，贪得无厌，只为自己的子女创造优越条件，根本不考虑广大工农大众的子女应有的平等权利。现在中国的社会风气最差，当官的几乎全都既贪污又好色，很多有情妇，有二奶，查出来的很多大官多有二奶，甚至一人几个，有的还有多处窝巢，一处一个二奶。很多企业老板贿赂官员，钱权交易、权色交易大行其道，潜规则变成了显规则，反正老百姓无可奈何。农家子女外出打工，找工作很难，工资很低，甚至上当受骗。为了生计，为了子女上学，或为了家人治病，很多女子被迫卖淫或选择卖淫，或当二奶。有报导说，在贵州省习水县有一些13岁的女学生被公务员奸污；浙江丽水县也有类似的报导。这种巨大的社会地位的差别，这样严重的腐败，如果不是马克思当初期望的结果，那也应该是马克思所创理论的必然结果。因为他的理论的出发点就是人的物质利益，鼓动穷人造富人的反，根本摈弃了人文伦理道德，排除了宗教的作用，抛弃了中华文化传统美德；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以后又没有如西方三权分立那样的监督，也没有媒体监督，自然人欲横流。马克思希望消灭私有制以后实现人人平等，实际上是越来越不平等。

与马克思曾经共同创办过《德法年鉴》、随后分道扬镳的阿尔诺德-卢格（1802-1880）曾表示，“共产主义是一切愚蠢之中最大的愚蠢，是傻瓜们所宣扬的新基督教，它的实现将使人类社会变成一座龌龊的畜栏。”【（德）弗-梅林：《马克思传》 1918年著，人民出版社】。实践证明他说得很对。

第三，我很感叹马克思生活在一个比我们自由得多的社会。我相信，1949年以来，全中国所有的右派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诬蔑”，全部加起来也没有马克思一个人对当时西欧社会的诬蔑多。可就是为了这一点“诬蔑”之罪，中国有几百万、上千万人被残酷折磨了几十年，其中很多人被杀或被折磨死了，而当年的马克思居然还过得不错。

8、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也是错误的或没有用的。光是他在《共产党宣言》中表明要将银行、工厂、土地、运输等等全都收归国有，变私有制为公有制，这从理论上和实践结果就都证明只会使经济弄得一团糟。他的剩余价值理论也只是在他的阶级斗争学说中才有用。他研究出的“价值规律”更是错误的，一是因为他对“价值”的理解片面，他只考虑普通社会劳动量，而忽略了资本、知识、技术、管理等重要构成因素；二是因为他根本没有考虑市场，在市场经济中商品没有市场也就没有价值。在原来整个社会主义体系的国家中都是按照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实行计划经济，企业只按上级的计划生产，没有市场经济环境下的自动调节机制，生产和市场总是严重失衡，科技人员发挥不了积极性，整个国家经济都上不去，人民生活很苦；而在同一时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正是经济发展最快、最好的时期。

9、马克思、列宁、斯大林都认为：“国家是一个阶级统治、压迫和镇压另一个阶级的工具（机器）”，“法律总是反映统治阶级意志、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

马克思关于国家和法律的这种定义显然是很极端的，这与他们那极端的阶级斗争理论有关。与此不同，世界民主政治的最早倡导者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1632-1704）认为：“在我看来，国家是由人们组成的一个社会，人们组成这个社会仅仅是为了谋求、维护和增进自己的利益。”英国人戴维-M-沃克在《牛津法律大辞典》中给国家的定义是：“国家是指生活在地球表面的确定部分、在法律上组织起来并具有自己政府的人的联合。”法国哲学家雅克-马利旦（1882-1973）认为：“国家不过是一个有资格使用权力和强制力、并由公共秩序和福利方面的专家或专门人才所组成的机构，它不过是为人服务的工具”；国家的“统治者的权威来自人民；人民控制着国家和他们自己的行政官员；国家和所有行政官员都要对人民负责；民主政体就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国家只不过是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工具”。

马克思关于国家和法律的这些观点显然没有正确反映他所处的时代的真实状况，因为没有受他影响的英、美、法、德等西方各国至今也都不是那样。它们的立法机构的议员和政府首脑都是人民投票选出来的，实行三权分立，互相监督；任何官员都受选民监督，选民不满意的随时都可以拉下来；新闻民办，不是政府或执政党的喉舌，对官员腐败的监督效果特好；军队归国家管，而不是任何一党之私器。民主国家的官员、议员都是一心想着如何使人民满意，看起来都在尽力“讨好”选民，可见西方民主国家真是人民的国家。

相反地，照马克思主义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如今日之中国，倒是恰如马克思所描述的，国家就是中共统治和压迫人民的工具，法律就是反映他们意志、维护他们利益的。这就好像是中共的每一个官员都特别地牢牢记住了马克思关于国家和法律的教导并不折不扣地践行之。例如，共产党的干部都算公务员，还有很多为党服务、为党作陪衬的机构人员也都算公务员或享受公务员待遇，不但公务员人数比例高出西方国家好多倍，而且其来路不正、素质很差、工作效率低，待遇却很高。现在原国营大型企业、特大型企业退休的厂长、总工程师的退休金比省会行政机关里同期退休的另杂工还低，其他福利更是没办法比。当官的在这很多年来都有“退居二线”的新奇搞法，就是官员提前几年（很多是55 岁，有的规定男性52岁、女性50岁）从原来官位上退到旁边，继续享受原有待遇，可以不去上班；原来的官位则让另一个人去坐，这样每个官位就有两个、三个、或更多人享受待遇，退休待遇也如此；很多行政机关是一年发13个月的工资，每月工资比企业人员高得多；1949年以前“参加革命”的“离休干部”也是一年发13个月退休金，每月至少发三千多元，有的五六千；有的城市连街道办事处的退休人员都是一年发13个月退休金；有很多医疗福利政策也是专门为党政机关和官员制订的，根本不顾很多工人、农民看不起病的现实。以前农民工盗窃工厂财产二千元就要判好几年徒刑；但政府专门为官员和财务人员设立了一项“侵占罪”，即使是贪污几千万，也只要判大约十几年徒刑。对于这些官场为所欲为的不像话的事，中国老百姓连“吭气”的资格都没有。在这里官员作威作福，老百姓还忙着讨好他，求着他，因为权力在他们手里都是可以灵活运用的，不和官员“拉关系”就会事事吃亏。

在此，我并不想就马克思那些不严肃的论断进行更多的分析批判，而是要提出一个早已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问题：马克思当时给“国家”、“法律”下定义的时候，可能并没有划定时间段，没有说在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以后的“国家”和这以后制定的“法律”是否仍然适用他那时的定义，这一点可事关重大。因为，如果仍然适用，那么中国在实现共产主义之前的这一 “初级阶段”中，国家就应该是、只能是、而且必须是中共集团统治和压迫农民、工人、市民的工具，法律由他们随心所欲制订——今天中国的实际情况正是如此。

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美好天堂，人民不能不忍受一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暂时痛苦，这一点大家只好“理解”。可是，“初级阶段”还有多久呢？——等着吧，10000年也许就差不多了！

10、欧洲民主社会主义的成就与马克思无关

长期以来，有一些人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好的，列宁主义就变了，所以不承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提法（例如中共老资格的高官许家屯就持这种看法）；有的认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都是好的，只是毛泽东的一套偏离了马列主义。我认为：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所做的，甚至还可以包括柬埔寨红色高棉书记波尔布特所做的，都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完全是照着《共产党宣言》的旨意去做的，因此也可以说他们所实行的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原教旨主义。

现在国内有的学者认为：由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实行的社会主义可以叫作暴力社会主义，效果都不好；而在西欧北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议会道路、政党政治实现的高福利社会主义则是民主社会主义（又叫社会民主主义）。所以一些在中国国内有发言权的老资格中共学者，（我想也许是）他们既看到西方实行的民主社会主义确实不错，想要搬过来，但又不敢明讲，怕不被当局采纳，还怕被批判，于是就挖空心思在共产主义的故纸堆里寻找根据，竟然得出结论说，是马克思自己晚年否定了他早年的一些观点，自我修正得到的新理论，传到北欧就发展成了今天的民主社会主义。如果他们这样做仅仅是考虑到：只要不变换“老祖宗”（胡锦涛说过“马克思是我们的老祖宗” ），中央就可能愿意接受些，那么我们可以肯定他们既想改革又想尽可能降低改革成本的拳拳之心。

但实际的历史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西欧民主社会主义的产生和早期发展首先应归功于德国的费尔迪南-拉萨尔（1825-1864.8.31），他一开始就反对暴力革命和任何形式的“专政”，主张改良政治、走议会道路、争取工人权益、改革分配方式；还有英国的费边主义者，他们主张渐进性改良，走民主主义的、合乎道德的、合乎宪法的、和平的变革之路，这就是后来的英国工党之路；还有一个为民主社会主义作出较大贡献的是伯恩斯坦，是他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几次重要的 “修正”：他否定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抛弃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反对暴力革命，提出要使革命的工人政党“成为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改良政党”，参加议会选举，“通过民主改良和经济改良的手段实现社会主义改造”。伯恩斯坦主义被一些欧洲国家社会党采用了很长时间。而马克思至死也没有放弃他那些荒谬的强硬理论，他在拉萨尔因为决斗而不幸去世以后发表的《哥达纲领批判》就有针对拉萨尔的意思。所以，欧洲民主社会主义取得的成就不可能有马克思的半点功劳。

实际上，民主社会主义也只不过是在西方民主制度的前提下，作为调节社会关系的一种补充而已。欧洲的民主社会主义为工人阶级争得了应有的政治权利和社会福利，实现了社会公正，导致各国出现了社会党、社民党、工党等左翼政党，还于1991年成立了“欧洲社会党”，本世纪初又成立了 “社会党国际”。但任何社会的政治都必须首先考虑经济发展，然后才能考虑分配公平，所以政治路线不是越左越好，不是社会福利越多越好。例如在瑞典，70% 的职工是工会会员，虽然福利很好，但其国际竞争力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世界领先地位一路下降；在美国，三大汽车公司工会势力大，最低工资定得高，有的有不准开除工人的条款，工人福利特别好（工人的年收入比教授还高很多），但汽车公司生产成本高，失去了竞争力，频临破产，也使得所在的底特律市越来越萧条衰败。但好在资本主义制度具有自我修正机制，左了不行就向右转。这种转变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政党本身的立场调整，例如工党、社会党、民主党等过去强调自己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后来为了多拉选票改称代表全民利益了；另一方面是左右政党接受民意检验，胜者上台。如在英国，二战后世界竞争力不断下降，1979年保守党的撒切尔夫人上台后政策向右转，大力推行私有化、降低资本税率、降低社会福利，使得英国竞争力迅速提高，并且在西方带起一股向右转的旋风。

马克思就是1818-1883年的那个马克思，他的著作、讲话和活动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全部诠释，没有更多的东西可以“研究”出来。

可是中共理论家的水平高得出奇，他们说马克思主义不是一般的学说，“是一个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没有因为他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的逝世宣告终止，而是继续发展；在20世纪的俄国和中国，分别形成了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最新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共党刊《求是》 2009年第5期】。现在更说要“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现代化、大众化”。不知道专家学者如何看，我还是坚持“盖棺论定”，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的，不包括毛泽东的、江泽民的、胡锦涛的。你胡锦涛如果真有思想的话，可以叫作胡锦涛主义，何必一定要挤到马克思主义里面去呢？是想追求名牌效应？马克思主义可是一具令人作呕的腐臭僵尸！

11、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个大骗局

实现马克思提出的共产主义要达到两个条件：一是人们思想境界极高，人人大公无私，劳动成为人们的第一需要，大家争着干活；二是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可供人们“各取所需”或“按需分配”。可是，照马克思所阐述的方法去做，这两个方面的目的都不可能达到。因为：

第一、马克思主义分析问题的出发点就是人的物质利益，物质利益的多少决定社会地位，决定精神思想，决定对“革命”的态度。就如鲁迅说的，“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维持现状，未曾阔气的要革新……” 。这就是说马克思承认每一个人都是自私自利的，他就是要利用无产者的这种自私自利之心去“干革命” ，并最后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到那时就人人都没有自私自利之心了，而且把劳动当作自己的第一需要。谁能想象得出那些无产者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条件下会突然丢失了自私自利之心而超凡脱俗的呢？既然生活各取所需，根本没有了物质刺激，那些人——特别是那些懒惰的人——又为什么都会突然变得把劳动当作第一需要呢？难道到那时就没有又累又脏的劳动了？

在我们的现实社会中，确实有很多大公无私又忘我劳动的人，这些人是在诸如基督教、孔孟之道等等精神道德体系长期影响下造成的。基督教教人以一个有无限高度精神境界的神为榜样，教人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孔孟之道强调修身养性，舍生取义，见贤思齐，爱人如己；而马克思主义既反对基督教等各种宗教，又否定孔孟之道等道德体系，所以它根本就不可能使人去除私心，也无法使懒人变得勤劳。现实证明，在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以后的国家里，人的精神道德状况都是越来越差，官场腐败、社会腐败都越来越严重，贫富差距迅速增大，这又怎么可能进入人人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呢？

第二、马克思的革命是要打倒资产阶级，消灭私有制，实行无产阶级一党专政下的计划经济。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中都无可辩驳地证明，马克思的这一套对于发展经济、创造财富的效果总是最差的，特别是不利于科学技术进步，不利于科技人员发挥作用。原来的共产国家哪一个经济搞好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主要就是在经济政策方面少搞了一些马克思主义而已。所以要想通过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套达到“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是绝对不可能的。

退一万步说：即使是物质财富达到了极大丰富，要想实行“各取所需”或“按需分配”也不可能做到公平、公正，更不可能维持很久。各种消费品不但有数量多少，更有质量高低和新旧差别，如黑白电视机、彩电，尺寸不断增大，技术不断提高，型号不断更新。假如说某地有十万人，原计划每户发一台14吋黑白电视机，至少要五年才能发完。但在这期间出现了黑白17吋、19吋、彩电12吋、14吋、19吋、21吋，29吋，而且不同的制造厂就有不同的产品质量；还有了液晶电视、等离子电视等等情况，如何分配呢？实际上必然是当官的“各取所需”，没地位的总是分到最后，也是最差的，甚至永远得不到。

第三、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只能挑起矛盾、分化族群、撕裂社会，不可能实现社会和谐。无产阶级专政没有监督，没有选贤任能的保障机制，腐败必然盛行。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去做，把过去积淀下来的文化、道德、宗教、法制一齐推翻，只会促成人们互斗、经济停滞、社会倒退，而不是进入共产主义。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实行“公妻制”，这就更是优先满足共党官员，会比伊斯兰教的一夫多妻制更糟，真会使整个社会“变成一座龌龊的畜栏”。

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够被很多人接受而风靡全球？主要就是有了这个诱人的“共产主义”神话，因为这可真是“人间天堂”！我不知道马克思在哪个地方严肃地论证过其实现过程，所以我相信这只能是他的臆想，或者是他有意编造的大骗局。

12、马克思主义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邪教

江泽民把中国的法轮功定位为邪教组织，不过是出于政治上的恐惧。因为法轮功成员曾经在中共中央所在地中南海的西边高墙外面的街道上静坐过，而且突然来了那么多人，组织纪律又那麽好，这一下可使江泽民惊慌不已，他说法轮功组织“围攻”中南海，看成是有意挑战共产党的权威，于是很快就把法轮功定为邪教予以残酷镇压。其实法轮功你可以不信，它不强求你信。但在中国，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前，每一个人都不能不信马克思主义。文革期间更是把马克思神化到了极点，就连国家主席刘少奇也只因为说了一句对马克思稍有不恭的话就被红卫兵批斗。那时候马克思主义就是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是判别一切是非的标准，不信不行，稍有怀疑就遭批斗。马克思主义排斥任何宗教，我认为它本身就是一种宗教，可曰马教。文革期间对马克思、毛泽东的狂热崇拜，就是宗教狂热，宗教崇拜。

人类有记载的历史不出七千年，各民族互相残杀、互相争夺了三千多年，那时进步不快，发展很慢。在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的基础上，在基督教人人平等、互相关爱的主旨和律法、选举、公仆、监督等等观念的基础上，经历了宪章运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在英国最先形成了近代民主制度，从此科学技术高速进步，经济迅速发展，19世纪后期开始出现了世界近代史上第一次工业革命，国际关系也步入了新的历程。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中就有对于1847年之前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最精彩描述：“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 ——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 这里马克思说的100年可以认为是从1747年到1847年，那时的火车、轮船都是用蒸汽机驱动的，那时还没有内燃机、汽轮机、汽车、发电机、电动机、无线电器、电焊机、铝制品、飞机等等。从1847年到现在163年，这期间的的发展速度更是那以前100年无法比拟的，科学、技术、经济、政治等等各个方面都出现了越来越快的发展进步，人们的生活水平也迅速提高。很显然，今天整个人类社会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就是因为找到了一种优越的社会制度和正确的发展模式——即马克思命名的“资产阶级统治的社会”，实际上就是越来越完善的三权分立的西方民主制度。

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就是要在经过历史实践证明是相对最好的的西方民主制度中找瑕疵，硬说这种制度就是资产阶级剥削和压迫无产阶级的制度，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罪恶制度；他还编织了一整套阶级剥削和阶级斗争的理论，鼓动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组织起来，用暴力革命砸碎旧的国家机器，进而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最后进入马克思编造的共产主义天堂。

请注意：这种革命首先就是要“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步罪恶目标就是要颠覆全世界所有的西方民主法制国家政权，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而在这一革命过程中，首先就要颠覆整个西方的现代自由民主价值观念，同时要剥夺很多人的人权。

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就是错误的、荒谬的；而自1917年十月革命后93年来在全世界所作的社会大实验更是证明：这种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只能使人们互相斗争、互相残杀。在中共执政后，人为地把很多本来优秀的家庭稍富的农民划为地主，没收其全部财产，捏造罪名，挑动贫农进行残酷斗争，而且过了十多二十年还一直对他们实行越来越残酷的“专政”，中共的宣传强调“他们人还在，心不死”，以致在文革中在湖南道县发生了将地富反坏右“黑五类”分子实行全家杀绝和在广西自治区将“阶级敌人”斗争以后杀死分着吃的骇人惨案，这是马克思主义挑起阶级矛盾、并不断激荡矛盾、最后使阶级斗争理论与社会实际运动发生共振的结果。柬埔寨红色高棉执政三年多害死了约200百万人，也属于同样性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造成了无数的杀人罪、战争罪、酷刑罪、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等等；在各个共产国家中斗死、枪毙、逼死、折磨死、饿死的总人数大约有1.5亿，光是中国就有1亿。马克思主义还使各国经济一团糟，给人们带来史无前例的巨大灾难，与西方没有发生这种革命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而且导致社会道德沦丧，官员贪污腐败，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总而言之，照马克思主义去做，不但不能进入公平、正义、富裕、发达、进步的理想社会，反而使一个本来可以不断完善的文明社会变成一个残暴、专制、自私、贫穷、落后的罪恶社会，“一座龌龊的畜栏”。而且更为可怕的是，像中共这样的政权，国内人民是不可能再推翻它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各国也无可奈何，只好不断花巨资扩充军备以防进攻，为了经济利益还常常不得不对中共笑脸相迎。中共现在所鼓吹的中国“崛起”，实质上就是要用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制度战胜西方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归根到底是企图让马克思主义邪教取代基督教。而且可以明显地看得出：中共正在拉拢极端伊斯兰教共同对付基督教。

世界上有很多种宗教，其对社会的影响有好有坏，其中有的很坏，有的必然很坏，而且实践结果确实很坏，这样的宗教就是邪教。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的邪教，它给全世界、给全人类造成的灾难是最大的，所以它是最大的邪教。共产党就是邪教组织。中共政权把马克思主义邪教作为指导思想并写入宪法，就说明在本质上它是一个政教合一的邪恶政权。

13、为什么马克思主义有那么多人相信而风靡全球？

我想下面几点是可能的原因： 1/ 由于它表面上是站在占人口多数的穷苦人一边说话，利用了多数人的自私心理； 2/ 有马克思蓄意编造的共产主义人间天堂的诱惑； 3/ 由于当时发达的欧洲和高鼻子的白种人在全世界的信誉很高，很多科学技术都是由他们发现和发明的，所以特别是在相对落后的俄国、中国这些地方，人们对他们有些崇拜和迷信，往往不假思索就会接受他们的理论；4/ 在西欧各国人们接触的社会政治信息多，鉴别力较高，也可以说对于这种政治病毒的免疫力较高；而在中国等东方国家，人们的鉴别力较差，免疫力较低，很容易受马克思的欺骗； 5/ 马克思主义提倡暴力革命，在整个的革命过程中，“暴力”实际上发挥了巨大作用，人们只能顺从，并跟着瞎起哄；吃了苦、受了冤的人也只能忍受，不会反抗，甚至还不敢告诉儿女，怕他们因为与共产党有隔阂而吃亏；6/ 宣扬马克思主义的这些人特别重视宣传，例如马克思说“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毛泽东说“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共产党执政以后都垄断媒体，欺骗人民； 7/ 自从列宁以来，共产党历来善用一切的秘密组织、特务、欺骗、宣传、电报窃听等等卑鄙手段，占了不少便宜；8/ 马克思先生文采不错，光是他那华丽的词藻和铿锵有力的语句就征服了当年的很多知识青年，特别是像《共产党宣言》中的一些精彩句子很多人都能背上几段，有点像今天的流行歌曲。

德国人于1999年评选出德国历史上十大杰出人物，马克思居然名列第二，仅次于爱因斯坦。对此我感到非常遗憾，我认为德国人对于近现代世界历史所作的辉煌贡献，让马克思一个人就抵消了一大块！现在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人对于曾经侵略中国的日本人怀恨在心，而对于德国人的印象不错。其实他们是不知道：全部的几百万日本鬼子所杀害的中国人数，还远远不及一个德国鬼子——马克思——所害死的中国人多！

要认识和解决当今世界的问题，就要认识和解决中国的问题；要认识和解决中国的问题，就必须首先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彻底的批判，最好能“批倒批臭”，务必使广大的中国人民从盲目崇拜马克思主义转变成唾弃马克思主义，唾弃共产党。这样，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共同理念”和“精神支柱”、作为旗帜的中共就会失魂落魄，树倒猢狲散了；只有中共的威风削弱了，中国实行民主政治、融入世界潮流才有可能、才有希望！

□ 寄自中国

日期 10-07-08
专题: 华夏快递
文章的URL: http://my.cnd.org/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26260

解“六·四”死结?

2010-07-05T15:09:00.000-07:00

·李　昶·

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事件，似乎成为了中国现代史上一个解不开的死结。

无论是在中国共产党内还是再党外，还是无论在中国内外，大家共同认同的是：这是一个影响了中国现代历史发展和社会进程的重大事件。

支持“六·四”的人们，仍然坚持要求平反“六·四”。就是在共产党内，有此看法的人也为数不少。

在共产党内，也有不少人并不认同军队向民众和学生开枪。况且，从当局对这一事件从“暴乱”到“风波”的减量定性，也可看出党内的当权者，是想力图淡化此事。人们忘记了、不提此事最好。

我个人历来认为：“六·四”运动在本质上和口号上，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运动，而是一场由学生带头有着各社会群体参与的反腐败的运动，因为“六·四”在口号上和行动上都是支持中国共产党一党集权和专政的。

反腐败的“六·四”运动被镇压了。但是中国共产党能够治理腐败的能力也就从此消失了。这，无疑是场大悲剧。这点并不亚于比死伤人更糟糕。

这里又有着一个深刻的悖论：要在中国真正治理腐败，就等于承认“六·四”运动在本质上对的；要是不治理腐败，这个国家和官僚体系，就会一直烂下去，虽然在短期之内不一定会垮台。同时，各种社会矛盾会层出不穷，不断激化。

但是，“六·四”向民众和学生开了枪，死伤了那么多人，不给广大民众和各社会群体一个共同认同的说法，是不行的。此事必须向历史和中华民族有个交代。这个“六·四”的这个死结是绕不过去的。

文化大革命、反右派斗争等，都是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最后还是当局公开以淡化的方式，给那些被冤屈的人们平反昭雪。为什么对于“六·四”这样“风波”轻描淡写的定性的事件，又不能给个公道，给以平反昭雪呢？

其实，我个人认为：从心理分析来看，目前中共当局高层，心里不是不明白这些。况且他们个人自己又没有因此欠上血债。但是，“六·四”死结的核心是打在：如果承认“六·四”是错误行动，是违宪的，那么共产党的执政地位马上就会在法律法制上受到挑战和质疑。承认“六·四”是历史错误，那么各种反对党马上就会在中国成立。承认“六·四”是不合法行为，那么执政党的历来执政的行为就会被重新审核，地位就会被动摇，并会在经过法律程序后，最后可能只能是同意大选，并且有可能败选，交出政权。而接下来的当局（无论谁执政）只能顺应民心，拿腐败来开刀。那么相当一部分共产党的官员以及他们的家属，马上会因为贪污腐败受到法律起诉和被关进监狱度过余生。

也就是说，如果给“六·四”平反，就意味着共产党的下台和一大批共产党官员和家属因为贪污腐败而成为犯人。

这些应该是中共当局已经是分析清楚、并且看到了的可能性。这也是不少民运人士的思维方式。

但问题在于，事情远不是这种逻辑推理那样的简单。

事实是，中国共产党如今拥有着好几千万（六千万？）的党员，三百万的军队，和上百万的武装警察。你说他们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吗？况且，共产党内也有不少精英和才华聪明之士。

况且，就算中国共产党下了台，有哪一个政党（包括海外民运）具有管理能力和智慧，在中国来领导这十三亿人口的大国？有谁能指挥得动这三百万的军队，上百万的武装警察，以及这有着上千万官僚及管理人员的庞大的政府系统？

假定一个反共产党的民主政党掌了权，即便假想他们可以解除原共产党官僚体系中的官僚们的权力，以及进行了军队国家化。军人政变也可能马上和不断产生，从而更有可能形成一个军人更迭的独裁政权。那日子一定是不比如今的共产党好过多少。只能是更糟。还有，军阀混战的局面很可能形成。中国会进入大倒退的时代。

还有，就算你把民主说得再好，在既得利益集团人们（尤其是当今真正执掌上下大权的太子党）的眼中，那是一钱不值的。他们难道会放弃手中的权力（包括这世界上最庞大的日益现代化的军队）、兜里的金钱、到手的享受、和坐享的地位吗？

“三个代表”的理论在本质上是什么？那就是共产党成为权贵资本家和利益集团代言人的宣言。“三个代表”的理论的厉害，还不仅仅是收编了权贵和资本家，同时把知识分子也拉入了利益集团，使他们不再想造反。当以上这些集团的人们联手时，中国就出现了腐败下的强大和结构上的超稳定。同时，下层的民间人士，可能有独立的反抗行为，但不会在本质上动摇这个制度。在搞定了权贵、资本家，以及知识分子以后，“和谐社会”的理论，就是想解决这些下层人士的不满意。

现在，全中国人民都在想捞钱，大家都来忙腐败。警匪一家如重庆的黑社会，假药，毒奶粉，地沟油，甲醛泡食物，豆腐渣校舍，假公济私，什么都可以勾兑，文凭学历论文造假。捞钱捞疯，良心不要。在这一大潮中的不得志者或受委屈者，就可能报复社会，如杀小孩等。这些现实，都是“六·四”以后，谁也不敢去碰的制度性问题而带来的必然结果。

明白了以上这些，接下来的问题是：当权者他们会主动拱手让出这一切权益而让“民主人士”来管理指挥这个国家，并把自己和同类送进监狱吗？别做梦了！

就算能基本平稳过度到民主政府，就算解除了前官僚体系和军人体系里人们的权力，这些人很可能形成各种黑社会体系，从而给社会和民众带来巨大的问题，社会治安和稳定将会受到极大的挑战。

如果按照以给“六·四”平反、共产党的下台这一思路来走，将来的中国社会一定是混乱和大倒退。各民族之间矛盾也会剧烈加剧。国家可能会分裂或被分裂。老百姓定会遭殃。

也就是说，“六·四”这个问题似乎没法碰。“六·四”已经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棘手的一个问题。

如果从心理分析上来看，当局想不想解这个结，把“六·四”从正面定性来了结？我看多半是想的。“李鹏日记”就是个信号。但是，当局同时已经把如果要解这个结的后果看清楚和分析明白了，认识到如果要解这个结，就意味着很可能当局要下台和一大批共产党的当权者们要面对司法程序。你说当局当权者们会有这么傻帽吗？

如果从心理分析上来看，中共当局想不想把中国搞好，无疑是想的，并且是那样非常努力地去做的。中国这些年在经济建设方面的巨大成就，就是证明。当局想不想反腐败，我看是想的，但是拿不出行之有效的办法来。

该不该肯定中共当局这三十年来给中国在经济上带来的巨大变化和取得的巨大成就。那是有目共睹的，是应该肯定的。

同时，民主民运人士和各种反对派人士，事实上是没有治理管理国家的经验的。

况且，真正要管理国家和企业，如果走学者专家路线，光有ＭＢＡ学位是没有什么用的。管理是一门很复杂的学问和知识系统，需要很多的实践经验来支撑的。

谁有管理这个国家和企业的实践经验，在中国共产党内的上下官僚们有。

那么，中国是不是需要民主？！肯定是需要的。

“六·四”是不是需要平反？！无疑是需要的。那是要还历史一个公道。

关键是这步棋该怎么来走？！

怎样来解“六·四”这一死结，无疑是中国未来走向的分水岭。中华民族的进一步的更强大和振兴，是否能立足于世界最强国之列，也将与怎样处理“六·四”相关。

怎样来解“六·四”这一死结，将成为对中华民族的最大的智慧和韧力的考验。

中国未来的大进步还是大倒退，这个结或这个解，无疑是打在对“六·四”的评价、定性和处理的手法上。

回头再看看，从“五·四”到“六·四”，学生、知识分子以及参加的社会各界，人们的思维定式，在本质上都并没有跳出“斗争哲学”，也就是说，是有着要对着干的思维模式。以及还带有一定要对方来承认个对错的那种错误偏执的定向性思维。

恐怕将来有一天，人们会认识到：“六·四”使得矛盾的双方都丧失了自我反省、自我改过、妥协和解的能力。这无疑是中国的一大历史悲剧。

无疑，最希望尽快平反“六·四”的，是民运人士。但是，从对这个民族的心理分析上来讲，要马上处理“六·四”，给个说法，从对中华民族的长远和最大利益来讲，这也不一定是件好事。可能时机和条件还不够成熟。

“六·四”过去二十一年了。等再过十年十五年，那时，绝大多数的人们是不会关心“六·四”是否平反的，因为那时这点已经没有什么具体的意义了。中国那时执政掌权的中年一代，对于“六·四”，不会有多少感觉和情感的卷入。也会少了很多偏见和固执己见。年青人更不知道这段历史。我想那时，对“六·四”的平反，会发生，但也只是具有道义上的意义。那时，民运人士们老了走了，也不再盼望能回去坐上个什么位置了。那时，平反“六·四”，应该是不会对当局的执政造成威胁。

说起来似乎很悲观，但是现实。而且，这很可能是未来中国在处理“六·四”时的走向。那时，会有道义上的平反，可能对当事人及后人，会做出一些经济上的赔偿。

中国的未来该怎么走？这盘棋该怎么下？这张牌该怎么出？

我看：要解“六·四”这个结，只有走全民族民主和解的路子，在宪法的框架里来探索可能解决的途径，然后最终走向民主制度。这将会是在各个方面牺牲最小的方案。

另外，中国的一些根本问题，还是只能而且必须是要在宪法里来解决，而不能是以运动的方式来解决。反右、文革，都是毛为了集团和个人的利益，想用体制外的力量来解决体制内的问题，然后体制外的力量也被一网打尽。老邓先利用后镇压“西单民主墙”，也是先利用后清除体制内外不同意见和力量的努力。“六·四”是民间发动，想用体制外的力量来改变体制内的问题，结果是遭镇压而失败。所有的这些努力和失败，在本质上都是必然的，因为这些都不是从法律的角度来解决问题的，而是以运动的方式。而当时的人们，也有当时的历史局限。

也就是说，要走全民族民主和解的路子，第一条，就是不能对过去进行大规模的清算，并且这点应该从法律程序上得到保证。否则，执掌政权的共产党官员和家属，能放弃既得利益吗？无论你把民主制度说得再好，他们能让出政权，束手就缚吗？

要走全民族民主和解的路子，第二条，就是应该从法律程序上，对那些曾经占有了国家和民众资产的官僚系统中的人们，保证不对他们进行完全的剥夺。给出一个时间表，在一定时间内，他们应该把以权力而霸占的国有和民众的资产（靠自己努力获得的财产不应该计算在内），退还一个民众能接受的百分比（比如５０－６０％，注：这是随意举的数字），其余的部分，法律保护为其私人所有财产，并不再予以追究。

要走全民族民主和解的路子，第三条，就是应该从法律程序上，保证在最大范围内，不能对过去执政党所犯的错误和罪行，进行对个人的清算，而应该以国家错罪的方式，对民族和民众谢罪。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我在海外签名支持《零八宪章》以后，写过一文“做人的良知和良心——谈《零八宪章》”。我写到：“就我个人而言，我是凭着做人的良知和良心支持《零八宪章》的，因为它勾画出了一个民主自由人权中国的未来，考虑了一种联邦制的模型，它可能为未来的中国解决一些重要冲突和避免大规模危机的爆发提供一些思考和出路。《零八宪章》在本质上也是体现平等、关爱和同情的，它尤其是考虑到了弱势群体的利益。《零八宪章》也要求结束一党专制和实现军队国家化。”

我同时也写到：“我个人的看法是：中国就算民主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可能还得靠中国共产党（或仍是这个党但改了个名字）内部具有民主意识的、有经验的精英阶层来管理这个国家。而现有的（包括未来发展起来的）海内外民运团体和民主政党，可以在中国（或回国后）当反对党派，监督执政党，参政、议政并随时提出改进建议。同时为执政进行公平竞争，包括台湾的各政党，也都可以回大陆进行参选。这样，中国的政体，就可以良性循环起来。同时，管理层也会是真正的精英们在左右。中国那时才会成为真正的崛起的大国。”

那么，要走全民族民主和解的路子，第四条，就是应该从法律程序上，承认现有的执政党在一定时期内（如十年或十五年，即两到三届）的合法的执政地位。同时，开放党禁、报禁，允许言论结社迁居自由，声明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要求尊重人权这些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三权（立法、司法、行政）分离；修宪、直选；强调民主、共和、宪政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构。然后到期后，进行全民公决，民主选举，投票选出此后的中国的执政党。然后每五年进行一次全民大选。

有这样一个过度期，才能让现有的执政党有时间调整、改正自己，加强执政廉政的能力；也给其他政党一个熟悉国家管理运作、监察监督执政党的时期和机会，同时也为未来大选竞争做必要的准备。

本文要想提出的核心观点是：中国的未来，无疑这个结和这个解，很可能是绕着对“六·四”的定性和处理上的。各党派和团体，应该以对话、协商、妥协、让步、双赢的这样一种思路来思考。只有走全民族民主和解的路子，并且要以宪法的方式来保证这种和解能得以进行，各党派团体进行实质性的对话、宽恕和谅解，才能把未来中国领向一条民主的、有建设性的、开创性的路子上去。

中华民族，那时会真正走向民主自由、繁荣富强。中国那时，才会被其他国家承认为是真正具有大国风范的强国。

２０１０－６－２７完稿于多伦多。

后注一：本人不属于任何党派团体，只是一位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凭着做人的良心和良知写作，凭着专业知识活人工作。

后注二：近日，因为“六·四”二十一周年，在网上读了不少有关文章，总觉得大部分文章没有能谈到实质性问题和提出怎样解决问题的方法来，故将自己的思考形成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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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10-07-04
专题: 华夏快递
文章的URL: http://my.cnd.org/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26228

Microsoft Office 2007 Product Key Free

2010-07-04T10:29:00.000-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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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Right click on Proof.XML file, select Open With in the right click menu.

3. In the Open With window, select Notepad to be used to open the XML file.
[Note: In Windows Vista, if you can’t see the Notepad option, simply double click the “Other Programs” to unhide it.]

4. Scroll down to the bottom of the Proof.XML to locate the following lines:

6. Save the Proof.xml file.

[In Windows Vista, you may need to take ownership and grant full access permission to yourself before able to modify the file. We already have a detailed article on that. Here is the link to How to take Ownership of a File in Windows Vis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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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Information via mydigitallife, we haven't tested it ourselves. It is for informational purposes only and not intended to be u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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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战60年

2010-06-28T19:00:00.000-07:00

陈之岳

最新史料显示，韩战爆发、扩大和拖延的肇因是中美苏及两韩领导人的连串误判、鲁莽、野心、自大和固执。而今天安舰事件再使一向不平静的朝鲜半岛顿时战云密布，世人担心战火将全面重临半岛。

在韩战爆发六十周年之际，南韩「天安舰」被击沉事件使一向不平静的朝鲜半岛顿时战云密布，许多人担心全面战火将重临半岛。美国一些战史家和政论家亦在媒体上回顾并剖析六十年前韩战爆发的原因、后果及其对东北亚冷战时代的冲击。

一九五零年六月二十五日爆发的韩战（朝鲜战争），是二战结束后的第一次地区性武装冲突，亦为一九四九年毛泽东革命成功后首次派兵至国境外作战，更是冷战时代中国和美国在战场上的首度交锋。同时，韩战也是一场不分胜负、没有结果的军事对抗。然而，韩战的爆发、扩大和拖延，却是肇因于参战国军政领导人的一连串误判、鲁莽、野心、自大和固执。

北韩领导人金日成发动韩战的事实，早已是不容否认和辩驳的定论。但因中国和北韩的微妙关系以及中国曾派遣大批「志愿军」赴韩作战，过去数十年，中国官方与民间对朝鲜战争的报道、说法、观点与研究，充斥错误和歪曲，直至最近几年始出现比较客观的陈述，但仍欠缺公正。过去教条式的说法是「南朝鲜受美国帝国主义唆使悍然越过三十八度停战线，入侵北朝鲜」，现在则是中性地叙述﹕「一九五零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战争爆发。」讽刺的是，北韩教科书和韩战战史却轻描淡写中国的助战与庞大牺牲，而平壤万景台革命博物馆里，没有一幅画描写中国「抗美援朝志愿军」。据美国和俄罗斯专家估计，至少有一百五十万中国志愿军和北韩人民军战死，其中志愿军死亡人数可能为八十万至九十万（中共官方的说法是志愿军战死三十六万人），绝不是老帅聂荣臻在回忆录中所说的﹕「我们在朝鲜打了三十三个月，也有不少伤亡，但比美军要小。」聂说﹕「据（中国）总参谋部在战争结束后的统计，三十七个月美军战斗减员是三十九万人，平均每月伤亡达一万多人。」

事实上，美军战死三万三千人，受伤十万五千人；南韩军队战死四十一万五千人，受伤四十二万九千人。南北韩双方平民死亡二百万人。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日本投降那天，美国国防部（当时称War Department）低阶军官鲁斯克（Dean Rusk，日后在肯尼迪(肯尼迪)和约翰逊(约翰逊)内阁担任国务卿）和他的上司拿了一本《国家地理》杂志社出版的地图，在朝鲜半岛上「随便一划」，即在三十八度在线把朝鲜半岛划成一半，北边归由苏联支持的金日成统治，南边由美国力挺的李承晚（Syngman Rhee）当头，从此朝鲜半岛即变成南北韩对峙之局。自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南北韩双方常在三十八度线一带发生小规模武装冲突。据战史家说，急于统一全韩的南韩反共军官挑衅的次数多于北韩，而南韩领导人李承晚本人也默许甚或主动批准南韩军官在三十八度线惹是生非。因此，美国始终拒绝协助南韩建立空军。一九五零年夏天韩战爆发后，美国异议报人史东（I.F.Stone）在一九五二年四月出版的《韩战秘史》中即指控韩战是因李承晚挑衅才爆发，又说李和联军统师麦克阿瑟都由衷欢迎韩战的来临。在越战时期，也有一些修正派史家赞成史东的说法。二十年前，左翼史家布鲁斯．康明思（Bruce Cumings，现任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在其两大册巨著《韩战的源起》（普林斯顿大学出版）中，亦同意史东的观点。但二十年来，史东和康明思的史观已受到严厉挑战，主要原因是证据不足。反观冷战结束后俄罗斯所公布的档案，无可置疑地显示金日成发动战争。

杜鲁门时代的国务卿艾奇逊（D． Aheson）于一九五零年一月十二日，在华府全国记者俱乐部发表外交政策演说，未把南韩列入美国的「防卫半径」之内。六十年来，无数的史家认为艾奇逊的演说等于是「鼓励」金日成挥兵南侵。统一朝鲜半岛一直是民族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金日成的愿望，他也一直在为统一作准备。金氏从一九四九年下半年开始即不断请求苏共头子斯大林支持他发动朝鲜战争，他连发了四十八通电报，斯氏不堪其扰，终于在一九五零年春天首肯。

狂妄的金日成向斯大林保证﹕「在三个星期内，即可消灭李承晚获致全韩统一。」但斯氏建议金日成争取毛泽东支持，金、斯几个月来一直在隐瞒北京有关韩战意图。金、斯很乐观地认为战争一旦开打，美国肯定不会出兵。

中国高层大多反对出兵

一九五零年五月十三日，金日成从莫斯科飞至北京，首次也是正式地告知中国他和斯大林达成的决定。金氏与毛泽东、周恩来密谈四天，毛表示中国支持平壤。又说如美国派兵参战并越过三十八度线，中国将会和美国作战。但据十多年来陆续正式或非正式开放的中共档案显示，大部分中共领导人皆反对出兵，因中国建国不久，百废待兴，又有国民党残余游击队势力潜伏大陆，中共的首要目标是国内建设和解放台湾，绝不是派兵赴朝。周恩来、陈云、林彪、陈毅、高岗、朱德、刘少奇和任弼时皆反对出兵，只有毛泽东赞成。毛一个人拍板定案，他说服了彭德怀，周后来亦同意出兵。毛在政治局会议上说﹕「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中共决定出兵援朝的过程颇为曲折，沈志华、杨奎松、陈兼、张曙光等学者曾做了深入研究。毛在十月初向斯大林发了两通电报表示要派兵，有些学者认为这两通电报似有「一拒一迎」的矛盾，显示毛在最后时刻仍拿不定主意。毛曾派周恩来亲赴苏联与苏方商谈武器、军火与苏方支持问题。金日成在北京时，毛、周曾多次提醒他「慎防美国出兵」，但金氏把毛、周的警告当耳边风。

一九五零年六月二十五日（星期日），南韩时间凌晨四时，七师北韩精锐部队人民军（约十万人）大举通过三十八度线，韩战爆发。李承晚在六时三十分听到消息，美国驻南韩大使穆奇欧（John Muccio）则在八时始获悉新闻。南韩本身有十万弱兵，驻韩美军数量少，亦无作战准备；北韩人民军势如破竹，一举攻下汉城，李承晚政府仓皇撤至大邱、釜山。人民军以两个多月时间进逼至釜山一带，李承晚政府被讥「快要跳海」了。杜鲁门于六月二十七日宣布美国参战（但未要求国会授权），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决议组织联合国部队，并由驻日盟军统帅麦克阿瑟出任联军最高指挥官。

正当北韩人民军斗志昂扬地准备全歼南韩和美军之际，中国从日本获得情报显示，麦帅总部极可能发动奇袭，在仁川登陆以拦截人民军。周恩来的军事秘书雷英夫把情报呈报周恩来，周再转告毛，毛嘱周把情报通知金日成，并建议金在仁川港口布雷。自负而又傲慢的金日成根本不把这情报当一回事。结果，美军在一九五零年九月十五日发动战史上最辉煌的仁川登陆，将入侵南韩的北韩人民军拦腰砍断，俘获十三万人（北韩突破三十八度线后不断增兵）。意气风发的麦帅不仅决定冲破三十八度线，以追剿共军，并准备打到中韩交界的鸭绿江，以光复北韩，进逼中国。

周恩来于十月三日要求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报告印度总理尼赫鲁，请他转告华府﹕联军不要越过三十八度线，否则中国不会坐视不顾，「我们要管」。麦帅完全不理，他豪迈地说「美军可以回家过圣诞节」，十月九日美军越过三十八度线。中国志愿军于十月十九日深夜秘密通过鸭绿江铁桥，十月二十五日首遇南韩和美国部队，中共所说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正式开打。

第一批志愿军三十万在北韩境内与美军血战。由于美军把战争线拉得太长，北韩冬天奇寒，美军坦克和装甲运兵车在冰天雪地和北韩崎岖地形上难以施展。前《纽约时报》记者戴维．霍伯斯坦（David Halberstam）在其二零零七年四月加州车祸丧生之后始出版的七百页巨著《最寒冷的冬天——美国与韩战》中说，「美军遇到了历史上最惨烈的一次突袭」，美军一开始完全不知道如何对付中国志愿军。

志愿军在一九五零年年底战况顺利，部队推进至三十八度线以南，把美军赶回南韩。但志愿军伤亡亦大，尤其是天寒地冻、粮食不饱、衣服不暖，志愿军吃炒面和冰雪，大批人腹泻、冻死。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要求至少休整二、三个月，北韩和苏联不高兴，他们要求彭老总「趁热打铁」。彭坚持要休整，苏方指挥官向斯大林告状说，彭氏「右倾保守，按兵不动，不乘胜追击」。

但斯大林说﹕「彭德怀是久经考验的统帅，今后一切听彭的指挥。」斯氏一锤定音。在一九五一年一月联合国开会时，美国曾要求停火，彭德怀赞成。但过度乐观的毛泽东反对停火，他认为美军打不下去，会撤出南韩。结果美军趁机反攻，志愿军损失惨重。在毛的误判下，史家杨奎松说﹕「使志愿军遭到入朝作战以来的第一次挫败……不仅损失了五万多人，而且没有能够实现毛泽东和斯大林提出的战役设想，相反的，志愿军被迫放弃了刚刚占领不久的仁川和汉城，全线后退了一百多公里，重又回到了三八线以北。」毛的这项错误决定又使战争拖延了一段时日。

同样犯错的是麦克阿瑟，他力主把战争带至中国东北，轰炸水力发电厂，并不惜动用战术性原子弹以对付中共。同时，这位号称「美国西泽大帝」的将领经常对外发表谈话，批评总统杜鲁门和五角大厦决策。一九五一年四月十一日，杜鲁门撤免麦帅的统帅职务，结束其五十二年的军旅生涯。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南北韩、中、美等国在板门店签署停战协议。一万四千名志愿军俘虏选择到台湾。

一些政治学者认为，韩战使中共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并增强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而斯大林亦从此对毛泽东另眼相看，才相信毛是个国际主义者，杨奎松说﹕「很显然，毛泽东对此颇感欣慰。」但斯大林在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即猝逝。

韩战是一场没有胜利者的战争，中国被迫派出一百五十万（一说二百万）志愿军，自己出钱出力出命还要还苏联一百亿美金（一说五十亿美元），一九六五年始还清。苏联则躲在幕后，既未出大力且又食言而肥，拒派空军助战。霍伯斯坦说，韩战有两个最误导的名词，一是杜鲁门宣称出兵作战是一种「警察行动」（police action）；另一个是中共把出兵部队称为「志愿军」。韩战结束六十年了，朝鲜半岛上没有改变的是北韩仍为金家王朝，而随时一触即发的紧张状态亦从未消失。

□ 《亚洲周刊》二〇一〇年第二十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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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10-06-18
专题: 华夏快递
文章的URL: http://my.cnd.org/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26100

假如美军攻打中国......

2010-03-21T09:20:00.000-07:00

北大三角地名帖引骂声:假如美军攻打中国，我就向美军投降
本文网址：http://news.backchina.com/2010/3/20/gb2312_81734.html

　　如果美国攻打中国，我就和女朋友跑到她家里去。我的女朋友家在山里，那里任何值钱的东西都没有，但有吃有喝。这样一来，美国的战斧导弹就决不会往那里扔。以后我们一家老小当可确保无虞。

　　只要不被战斧导弹擦上边，就没什么好怕的了。我现在看电视已经知道，美国兵不是当年的日本兵，不会烧杀奸淫，三光政策，朝鲜战争期间为什么中国人打美国那么拼命，是因为在当时的政府宣传中严重的妖魔化了美国，当时的人们都以为美国占领中国会比小日本干的事更坏。这是当时不了解美国的中国人民对美国的误解，相反，美国兵到是在尽力避免伤及无辜百姓，送吃送喝，救死扶伤，比中国的“大盖帽”还好。这有什么担心的。坐在家里，静等美国打败中国。

　　这江山谁来坐都无所谓。因为我本来就是个顺民，都当了几十年了，给谁当还不都是一样。何况要是给美国或“美国扶植的傀儡政府”当顺民，兴许日子会过得更好一点。阿富汗的老百姓现在不是比塔利班那时候好多了吗？

　　假如政府不肯放过我，非要塞给我一支枪，逼着我上战场。我当然也只好硬着头皮去。但我绝不去做什么英雄，象 “人体炸弹”这样的事，发给我三四十万美元我也不去干。我将只是跟着大帮哄，大家冲锋我跟着跑跑，大家撤退我赶紧开路。估计到了需要我这样的人上战场的时候，国家肯定也快要完蛋了，战场上一定是兵败如山倒。我也不会随着大家上山打游击，我将向美军举手投降，为美军带路。

　　当战俘没什么不好。在战俘营里有吃有穿又安全，最重要的是能活命。留下这条命接着当顺民，再说家里还有老婆孩子，对于我来说，她们比什么国家民族重要一百倍。

　　一定会有许多爱国者骂我是汉奸了，骂就骂，我不在乎，因为这国家没我什么事儿。我只是一个小小的顺民，我从心底里清楚这一点。几十年来我已经看清楚了这个政府，再不是当年那个二十来岁的爱国青年了。

　　以前，我也不知道这一点。当我也是个学生时，我也像今天网上这些反美派一样，是个热血青年。那时，我和我的同学们自以为是国家栋梁，理应为国效命，因此竟放肆到向主子撒起娇来。不想刚对主子说了句：“主子，您的衣服有点脏了。”就被主子赏了两个大耳光，塞了一嘴臭马粪。从那时起，我就一下子清醒了过来，清楚地认识到了自己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原来我就是个做顺民的命，国家的事其实与我并不相干。我为什么还要自作多情呢？从那时起，我就老老实实，全心全意地做我的顺民。我不在乎我的主子是谁，谁当我的主子我都是他的顺民。

　　不过，顺民也有顺民的原则。顺民的原则就是：只卖人格不卖命。主子不拿我当人看，我也从来不把自己当人。什么人权之类的东西，我是从来都不感兴趣的。

　　但是如果主子叫我为他卖命，我是坚决不肯的。命是我自己的，不是主子给的。

　　主子平时不拿我当人看，只让我俯首帖耳，不许我乱说乱动。等到了江山不稳，社稷难保之时突然要拿我当人使唤，让我尽匹夫之责。这时可就对不起了，我要对主子说：您老人家早干吗去了？现在，对不起，爷不伺候你了。

　　所以，我要向美军投降！为美军开路！

IBM cost cutting could include jobs

2010-01-01T18:15:00.000-08:00

Likely impact of reduced work force on UAlbany's NanoCollege unclear

By GEORGE SPOHR TIMES HERALD-RECORD
First published in print: Friday, January 1, 2010
IBM plans to trim $300 million to $400 million from its payroll in 2010 -- the same amount it cut last year, when more than 9,000 of its U.S. workers lost their jobs.

Through layoffs, attrition, retirements and firings, IBM eliminated more than 1,000 positions in Dutchess and Orange counties in 2009. That brought the company's mid-Hudson payroll to below 10,000 workers for the first time in a decade.

The company refers to the shifting of its payroll as "workforce rebalancing."

In a conference call last January, CFO Mark Loughridge said the company expected that shift to save IBM $300 million to $400 million in 2009.

For IBM, that's "kind of the normal range that we run every year," Loughridge said, with 2010 being no exception.

About 65 % of the money IBM makes comes from outside the United States.

"Our growth overseas means that this U.S.-based company is able to compete globally," IBM spokesman Doug Shelton said.

Citing company policy, Shelton would not elaborate on where and when layoffs might occur. But if history repeats itself, job cuts are likely to begin in January. The longer the company waits to eliminate positions, the less time it has to recoup its payroll savings, and the more positions need to be eliminated.

It's unclear what impact further cuts at IBM would have on the hundreds of jobs that IBM has at the University at Albany's College of Nanoscale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 Albany. Those employees, who work at the Albany NanoTech complex on Fuller Road, are supported by programs and equipment funded by the state and other companies as well.

Lee Conrad, national coordinator of Alliance@IBM, an employee union, said there's nothing new about IBM's strategy.

"The Alliance believes that cost cutting and job cuts will continue in 2010 as IBM moves U.S. work offshore," Conrad said.

But where those cuts will occur is anyone's guess. The vast majority of the company's employees work within IBM's Systems and Technology Group.

In recent months, the group -- which had been the company's weakest-performing, financially - has made significant gains in sales.

It's also taken significant market share away from HP, Oracle and Sun Microsystems.

"Surely, market conditions and our ability to adjust to those conditions, from a performance standpoint, is important," Shelton said.

The company's "System p" workstations, made in Poughkeepsie, "are really lined up very well against the competition," said Charles King, principal analyst at Pund-IT, a national research firm.

Poughkeepsie also manufactures the company's "System z" mainframe, a new generation of which is scheduled to launch in 2011.

George Spohr is business editor at the Times Herald-Record in Middletown. Contact him by e-mail at gspohr@th-record.com.

归人过客

2009-12-31T19:24:00.000-08:00

·雪　城·

放在引号里做标题的这句话，是古龙的。穷极无聊的时候，打开一本古龙的书，这句话跳进眼里，让我的心怦然一动，就用它作标题了。

2009 年的夏天，我在美国呆了将近九年之后，第一次回到了国内。因为时差，睡觉自然不会很好，第二天一早五点来钟就醒了，把老婆孩子暂抛宾馆房间内，我自己出门走走。清晨的北京，路上有几个稀少的行人，有的公共汽车似乎还没有开出首班，我随意地乱走，看路边摆小吃摊的人开始架起桌子，锅灶。我使劲呼吸，觉得说北京空气不好的人是不对的，我觉得很好，更重要的是，确实有某种气息，是我所熟悉的。白天到了，我跑到北大，去旁听北大历史系今年关于五四运动的研讨会，今年是五四运动九十周年，不知是谁说过，“中国的很多事情，都是从五四开始的”。五四在这个国家，从事件变成历史地标，又从历史地标变成神话，又从神话变成被祛魅的对象，今天在它在它的发源地将如何被讨论呢？在北大，我发现，对五四的讨论已经很细化了，也就是说，宣读的论文进入了很微观和具体的一些问题，但是对五四作为整体如何定性呢？似乎钱理群写了一篇文章，然而我没有读过，会上的学者们在对话中偶然也涉及对五四的总体评价问题，但很快，就有人提到，最高层已经宣布，“五四运动的本质是爱国主义。”一锤定音，学者就无需饶舌了。其实，很多年以前的最高层毛泽东，早将五四定位为“反帝反封建”，不过放到今天，“反帝”让人听来觉得时代错乱，“反封建”有点底气不足，确乎不如“爱国主义”这样永远正确。有时候，与会学者们居然也会几次提到1989年的运动，这令我有点始料未及，但看周围人都表情泰然，我猜想，这种学术讨论上，偶尔提到1989大概也不是什么禁忌。不过我觉得这些教授的礼貌修养其实是不够的，在别人宣读论文的时候，听的人会接听电话，交头接耳非常厉害，研究生要提出一个问题，看得出是很小心翼翼，而教授只对同事的问题认真一点，对学生提出的问题根本不放在眼里。休息的时候，听到一个北大历史系的80后硕士研究生正在和中央党校的一个年轻的副教授讨论赵紫阳，副教授对他的提问也回答得很认真。后来蒙会议组织者之邀，我也混迹在与会者中参加了午宴。邀请虽不很盛情，午宴却正中我下怀，自然从命了。席间我正坐在那位副教授旁边，就顺便问他是不是读过一些海外出版的关于党史的书以及他的评价，他对高文谦的《晚年周恩来》评价很高，对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也觉得相当不错，我问起《中国六四真相》，他说没有听说过，后来我才想到，我说的是英文版的标题《天安门文件》，如果说《中国六四真相》，也许他是知道的。

北京的变化就不用说了。可是十多年前那个我时常出没的五道口，没有了。那时的老式百货商店，新华书店，外文书店，那些烤红薯的，烤羊腿的，卖菜的，都不见了，变成了很现代的大商场，只有五道口工人俱乐部和东升派出所还在，提醒我地方到了。新的变化当然好，但我还真是比较怀念过去的那个五道口。我在美国的时候，收到一个国内的图书公司的邮件，是专门把书卖到国外图书馆和研究者手中的，其中一个销售代表，替我找到了几本旧书，还愿意和我们一家见一面，于是我们在所住的一家大学交流中心和他们见面。说到这里，想讲讲住宿，我订的原本是速8，不料房间奇小，转身都困难，开空调也得请求服务员，因为伊控制了遥控器，而我们实在不愿意因为空调的开开关关去麻烦伊。速8的房间里还公然地放着避孕套，总台那儿总是有一些不像夫妻的年轻伴侣打听价格，看来是服务还是比较体贴的。图书销售代表带来了她的男朋友，一个在“央视”工作的年轻人，我们四人加一小孩去了大名鼎鼎的万圣书店喝咖啡，然后他们领我们去了一个连锁素餐馆，我们聊得还是挺好，那些菜倒不太记得，况且我也不算喜欢形荤实素的菜。现在想起这对住在一起而又没有结婚，一起在北京奋斗的外地人，充满梦想，也有沮丧，不禁想起《蜗居》，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也被房子困扰。

老婆的朋友全家请我们在东来顺分店吃火锅，这里的经历和接下来的银行经历，让我感觉国内的服务比较形式主义，其实并不算好。在东来顺，去的时候正逢开门，女服务员们列队鼓掌朗声背诵“东来顺，是我家，ＸＸＸＸ靠大家……稀里哗啦！”吃饭时每人发一快热毛巾，这本来是比较人性化的，但后来老婆想找服务员再要一块的时候，就被告知要加1元钱，加1元自然可以，但那种很好的感觉被破坏了，不知为什么一个大店会计较这一块钱。我在国外也端过盘子，觉得再用一次需加一块钱真是不可想象的，不如直接要小费爽快。我们在住的交流中心餐厅点京酱肉丝，提供的豆腐皮显然只够包一半的肉丝，找服务员要，又被告知，加１元钱。在北大的图书馆，有些资料你是不能自己去查的，要工作人员替你从库里拿出来，这也要收１元钱，开架的资料，如果你用数码相机拍，也明码标价的。去银行把美元换成人民币，吃了一惊，因为该银行竟然派一两个小伙子站在进门处，对顾客说反反复复地鞠躬，说，“欢迎光临”，不知是劳力过剩还是热情过剩。但等到真正兑换的时候，里边的职员就开始刁难了：必须要用身份证——我没有带，只有护照——护照是外国护照吗—— 不是，是中国护照——中国护照只能是国外的领事馆发的；或者是外国护照——我的护照是省公安厅发的——不行——为什么——外汇管理局的规定。结论：外汇管理局只接受外国护照和中国领事馆发的护照，以及身份证，各省公安厅签发的护照等于废纸。于是换人，老婆是外籍，符合外国护照的规定，但是要填一个表格，表格上要填在中国的电话号码（不知道游客怎么办），中文姓名（不知没有中文名的老外又怎么办）于是只能把北京那个朋友的电话号码充数填上去。老婆犯了一个错误，和银行职员说中文，于是反反复复纠缠不清，甚而至于要质问你名字为什么是这个字，但一旦你用英语和银行机场职员打交道，态度立即好得多，效率高得多。老婆的结论：在中国办事，要尽量说英语。带着一肚子气出门的时候，小伙子照例地鞠躬：“欢迎下次光临！”

我回到了自己长大的某省会城市，见到了一些以前的同学和同事。以往我常常读到的回国记中，总记载有作者以前的同学如何发达，腰缠万贯亿贯，招待自己以香车宝马，山珍海味，按摩洗脚，环肥燕瘦，令在海外多年的作者们惭愧不已，自责连连，感叹半生蹉跎，一世蹭蹬，恨不能立即回国报效，投入火热的生活……然而我既不牛，同学也没发，同学无从炫富，我也没有自卑。有一个高中同学Ａ，当年是很理想主义的，他曾经有三个理想：开一个工厂，办一所学校，拍一部电影。第一个理想，他实践过，生产纸巾，后来关门了，我没有问过为什么；办学校，我和他一道折腾过，后来没有做成；拍电影，他自己中文系毕业以后确实跑到北京电影学院进修了一小段，但既没有成为剧作家，也没有当上演员。他又折腾开酒吧，但酒吧开着开着，那一片被政府拆了，事先也没有什么通知，他又下岗了。大概这个经历让他觉得还是政府厉害，就咸与维新，加入了政府。他现在是一个公务员，任职市政府办公厅，还有点小职位，虽然确实没有什么家庭背景，当然，没有背景可能会让他继续升迁有点困难，他自己也明白。回国前，我常常和他在网上聊天，他经常看海外网站，如多维，万维等，还和我讨论一些政治话题，不过，屁股决定脑袋，我发现他现在越来越站在政府的角度说话，而且倾向于从行政，而非政治角度看问题，虽然这令我有点不满，但我又发现，政府对于他来说，主要还是一个饭碗，人总不能跟饭碗过不去。他也知道政府就那么回事，所以和一些朋友做了一个志愿者小组织，定期捐款帮助贫困山区的儿童。后一点，让我觉得他还有一点点残存的理想主义。他现在仍然没有住房，居然带着老婆和４岁女儿跟父母挤在一起住我中学时去过的那个房子。不过今年买了政府的经济适用房，明年搬迁。他在本市一家高级餐馆的包房招待我们吃饭，自带了两瓶茅台，还声称自己现在只喝茅台，因为茅台即使醉了也不会头痛。他也开车，我问他公车还是私车，他就笑说，不要问了吧……总的来说，我感觉他是在一点一滴地奋斗生存，揩油也就揩了那么一点点。另一次我们约了另一个同学吃饭，才发现这位秘书同学已经成了素食者，而且有很强的佛教的倾向，他说的话中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在现在的社会里，他只能“救自己”，然后“救家人”，好像他生活在一艘正在慢慢进水下沉的船上。

这里的另一个同学Ｂ，在省电视台做专题片的编导，还曾经得过一次什么星光奖，在央视也混过一阵子，至今未婚。他的父母多年一直经营一家小公司，所以他一向过得不错，现在工作以外最大的兴趣是听音乐，读佛教的书，练瑜伽，游泳，他没有房子也没有车，和父母住在一起，常常在很好的餐馆吃饭，有点单身贵族的味道。酒他是不喜欢的，喜欢喝普洱茶。我回去和所有人都是避免谈政治的，但偶尔还是会提到，这两个同学不知怎么提到了那时刚刚传到网上的赵紫阳口述实录，都对赵紫阳表示同情和尊敬。令我有些吃惊的是，这位在我看来最不关心政治，最有公子哥儿气的同学Ｂ居然说，１９８９年把那些有理想和良知的人赶尽杀绝，所以现在的社会才变成这样堕落。我调侃他说，１９８９年的时候，我在街上，你在家里，这大概就是我们的区别，他淡淡一笑，说，其实是一样的。但在另一次聚会中，他又摇头说，中国只有靠共产党才能管好，这个“管”字使得我老婆非常反感，后来我想，除了最激进的中国人，大概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多多少少有这种想法，这也是某种民意基础，更何况同学Ａ和Ｂ都是党员，但仔细看，这种论调里边多少也包含了一种无奈，它既不是反对，也不是支持，只是一种对现状的被动承认而已。

还有一个中学同学Ｃ，过得很一般，一直在车间作技术人员，很无奈，不到４０的人居然在念叨退休，也没有小孩，说以后想去开一间乡村客栈，因为他最近迷上了旅行；另一个同学Ｄ，在电力部门，有房有车，但头发掉得厉害，很显老态，他的玩法也比较疯狂，不是喝咖啡也不是普洱茶，而是叫来一瓶瓶葡萄酒，在ＫＴＶ包房里鬼哭狼嚎，本来是几个男同学去聚，但Ｃ的老婆也坚持跟来，大概是怕Ｃ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图谋不轨。ＫＴＶ虽然疯狂，但唱起齐秦王杰罗大佑的老歌，也让我找回了一点点很多年前青春碎片，包房里专有一名女服务员殷勤服务，我们唱到凌晨两点多，外面服务员敲门告知要打烊才走，我们开玩笑说，下了楼会看见一辆救护车准备接我们去疯人院。Ｄ现在关心的是将来把孩子送出国读书，Ｄ的父母都是省医的医生，姐姐在卫生厅，但说起医疗制度和医生不负责任，也是一肚子苦水。大学同学Ｆ，专程从另一个城市来看我，他现在在一所大学当副教授，气色很好，穿着也比十多年前讲究得多，以至于我老婆怀疑他有二奶。说起大学里的事，他说，还是要入党，混个一官半职。提到入党，我和他在大学里的时候，曾经一起参加入党学习班，正正经经地写过入党申请书，当然，以我们的表现，被党拒之门外是理所当然的，而当时大学里入党似乎特别难。后来我看到一本研究台湾民主化的书，才恍然发现共产党限制大学生入党其实是不明智的，只会把大学生推倒党的对立面，而国民党做法相反，就是要从大学生，文化精英中发展党员。我问起他现在的政治面貌，他说也写了入党申请书，结果不小心弄丢了，就没去入了。这种不严肃，不成器的态度让我无话可说，回美国以后，收到他的一封邮件，居然想请我捉刀代笔，替他写论文在核心期刊发表以应付评职称，这种无理要求令我瞠目结舌，理所当然地遭到我的拒绝，后来他思想通了，发来邮件进行自我批评，让我不必放在心上，但我也从中看见了国内高校的一点侧面。

我在老家逗留期间，也“蹿访”了另一些城市，在另一个大城市，当地一个曾托我买辛子陵的《红太阳的陨落》的教授（他也跟我提到要下载网上赵紫阳的回忆录）邀请我去听当地省社科院的五四研讨会，这里存在和北大类似的情形，有一个研究生被导师带着也参加了会，但当这个研究生读论文的时候，所有的其他人一概不听，马上开始交头接耳，研究生只能在一片嘈杂声中自说自话。这让我觉得很讽刺：他们讨论五四，但恰恰没有继承五四尊重青年的平等精神。负责组织会的是社科院党委书记，年龄看来不大，但排场比起一般教授就不同了，有专车和司机，难怪学者都愿意做官。这中间有一个几乎与我同龄的副教授和大学里的副院长，邀请我去给他所在学校的同事和学生讲讲国外的五四研究，我确实想了解一下这个话题在当下如何交流，就欣然而厚颜地同意了。他开着别克车来招待所接我，路上吃了一顿简餐，直奔会场。他因为经常举办这类活动，又高效率地在网上发了通知，所以也还来了一些人，于是我正襟危坐，觉得自己像方鸿渐回乡一样硬着头皮做起了报告。因为一开始就说好，是交流性质，所以问题比较多，交流也比较顺畅，有人问的是对五四的评价，对中国民主化和基层选举的看法，有人问的是联邦制，有人问的是俄罗斯知识分子和中国知识分子的比较，感觉他们想知道我对这些问题的个人观点，而且大多数人关注的，其实还不是五四，而是现阶段的问题。但我当然不敢放肆，因为邀请我的人已经说过，他此前举办这类对话活动后，被某部门上门约谈了解情况，他自己也是党员干部，就反问某部门：我有什么问题吗？某部门人云：你没有问题，如果有问题的话，谈话就不是这样进行了。意即，我们上门找你，是对你客气。我谈完后，他又力邀一群同事陪我去一家餐馆宵夜聊天，这些中青年教师不乏颇有思想和学问的人，我随口讲到老子，稍有疏漏，马上被指出，只能连声诺诺不已。道别的时候，我笑说，希望你这次不要被约去谈话啊。

在老家的这座城市里，我还意外地闯进了另一个圈子，这是一个读书会，参加者是一些３５－４０岁之间的企业家，大学教师，记者，政府官员，他们似乎属于那个正在成型的中产阶级，但这群人的共同特点是，事业成功，经济实力不错，对于文化，思想，历史问题有兴趣和独立的看法，他们定期聚在一起讨论新书，还计划请本地大学的教授讲解四书五经，发展一个类似书院的机构。在一个家宴上见到我，他们也有意让我去讲点什么，我只得又把上一个城市的谈过的五四话题搬出来，再加整理，把杨念群新出的《五四九十周年祭》作为推荐读物。这次聚会比较小和私人化，谈完五四，被问到的问题却是，现在这样的中国，究竟会朝什么方向发展这样一个预测性的问题，然而我并非未来学家，也不知这种问题是不是一个陷阱，毕竟这些人中大多数我并不认识。我的回答是，不管将来如何发展，现在发展经济总是好的，会为未来的社会变革奠定一个物质基础。这次的对话中，我的感觉是，他们对于激进主义普遍持怀疑态度，而主张稳健温和的社会改良，其实这符合这些中产阶级的气质，与此相应，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在重新认识胡适，而对鲁迅持批评态度，尽管我自己仍然是在倾向鲁迅的前提下，部分接受胡适，但也不得不反思这种趋向，这或许也是鲁迅被赶出教科书的一个思想基础，但鲁迅的被赶出教科书，确实是一件可悲的事。

后来我去一个年龄介于我和我父亲之间的一个人，Ｇ，家里做客，Ｇ是地方报纸的高级编辑和作协领导，对于海外的政治信息有异乎寻常的关心，这或许是这整整一代人的特点。他的母亲曾经是一个大学教授，被划成右派折磨了二十多年，他当过知青，一步步从生活的底层爬到有一点点社会地位。在谈话中，我可以明显感觉到他对母亲所受的磨难始终耿耿于心，他的内心非常反感现行官僚体制。通过网络，他读到了辛灏年的《谁是新中国》，并被完全折服。我说，辛灏年的思想是彻底否定的，可能是最激进和最不妥协的，而其他一些人其实是在寻求某种妥协，追求政治体制改革，那么你觉得，我追问道，你更赞同哪一种思想？他想了想说，恐怕还是辛灏年的。那你是党员吗？我又追问，他有些尴尬地回答，是的。从他的尴尬中，我发现，即便在今天的市场经济下，党籍仍然是一个通向名利地位和政治保护的通行证，不论一个人的内心有多么反叛的，不合时宜的思想，在现实当中，如果政府，新闻机构，教育机关的“组织”有意“发展”一个人，而他也知道被“发展”意味着被信任，意味着可以获得相应的种种好处，他是无力拒绝这种诱惑的。他会隐藏自己的思想，在组织上入党，而当局，其实也看准这一点，用这种手段收买相当一部人去维持局面。过去，“带着入股的思想参加革命”是用来批判倒霉了的革命者的重要武器，而今天，则连入股都不需要了，只要把头低一低，就会过那道门，然后参加分一片肉吃，但是，这样的后果，必然是大批的人过着人格分裂的双重生活。这，正是前苏联社会的精神痼疾。我提到我参加了读书会的活动，他马上警觉起来，读书会？你要注意不要随便乱说话。我说我知道。其实我没有说的是，就连Ｇ本人，我也是不能完全相信的。

后来我又被约去见一对中年夫妇，他们也请我们一家去吃素餐——又是素餐！吃饭的目的，是因为他们很想知道孩子出国留学的事。这对夫妇应该算是中上阶层了，妻子开了几个公司，丈夫居然专心在家教１１岁的儿子。他实行的是美国常见的Ｈｏｍ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即不送孩子去正规学校，而是自己教育和把他送进各种补习班去学不同的内容。然而不得不说，在我回国期间见到的好几个孩子中，这个男孩是最聪明，最礼貌的，他非常喜欢读书，既可以用中文背孟子又可以用英文背莎士比亚，而且反应极为机敏。他的爸爸特别想把他尽早送到国外接受教育，言谈中不但对国内的应试教育不满，对整个国家的未来也非常没有信心，不敢想象到孩子长大的时候会面临什么样的社会，因此一直谈论的都是移民国外和送孩子出国。

假期结束了，我匆匆返回美国。将近十年的域外漂泊，过客一般的浮光掠影，不可能把握变化中的中国于万一。这些人和事和话都是真的，他们有代表性吗？我不知道。但我想，我确实看见和听见了一点有意思的东西。

日期 09-12-30
专题: 华夏快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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